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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〇七

　　許庚身將一份底稿交了出來，退到一邊去為醇王擬折，先找來一份邸抄，細看了延煦的原折，略略構思，提筆寫道：「內閣奉上諭：延煦奏：六月二十六日萬壽聖節行禮，左宗棠秩居文職首列，並不隨班行禮叩拜，據實糾參一折，左宗棠著交部議處。欽此。臣初以為糾彈失儀，事所常有，昨閱發下各封奏，始見延煦原折，其飾詞傾軋，殊屬荒謬。

　　竊思延煦有糾儀之職，左宗棠有失儀之愆，該尚書若照常就事論事，誰日不宜？乃藉端訾毀，竟沒其數十年戰陣勳勞，並詆其不由進士出身，甚至斥為蔑禮不臣，肆口妄陳，任情顛倒。此時皇太后垂簾聽政，凡在廷臣上之居心行事，無不在洞燭之中，自不能為所搖動，特恐將來親政之始，諸未深悉，此風一開，流弊滋大。臣奕譞于同治年間，條陳宗人府值班新章，雖蒙俞允所請，仍因措詞過當，奉旨申飭，今延煦之疏，較臣當日之冒昧不合，似猶過之。謹恭折陳奏。」

　　寫完遞給醇王，他認為措詞得體，深為滿意。隨即交代謄正呈遞。然後繼續推敲那道宣戰詔書的文字。

　　這道詔書，乃是「曉諭天下臣民」，面面連篇累牘，指責法國無理，一直敘到馬尾之敗，申明不能不宣戰的苦衷，說是「若再曲予含容，何以伸公論而順人心？特揭其無理情節，佈告天下。」接下來便是激勵各省文武官員，軍民人等，奮勇立功。其中特別提到劉永福：「該員本系中國之人，即可入為我用，著以提督記名簡故，並賞戴花翎。統率所部，出奇制勝，將法人所占越南各城，迅圖恢復。」

　　此外，照例聲明「通商各國，與中國訂約已久，毫無嫌隙，斷不可因法人之事，有傷和好。」諄諄叮囑，務必保護，而以「當體朝廷保全大局至意」這句話作結，暗示名為宣戰，其實仍有談和的餘地。

　　宣戰詔書中值得推敲之處還多，但調兵遣將，猶有許多大事要籌畫，也就只能草草定稿。而就在這時候，陸續又已送來好些軍報，大都由北洋轉遞，其中最要緊的兩件，一件是張佩綸打給李鴻章的電報，說「炮臺一路洗平，閩必不守，綸必不歸」，表示與福州共存亡的決心，李鴻章加了一句話：「徒為焦急。」

　　另一件是上海道邵友濂的電報，他從洋人那裡打聽到一個相當可靠的資訊，孤拔「擬率船往他處，聞志在北洋。」這兩個電報合在一起來看，令人無從判斷，法軍的真正意向，究竟是在攻佔福州，「據地為質」來勒索兵費，還是大舉而北，直叩京畿？

　　但不論如何，福州勢急，北洋勢緩，目前當然救急為先。醇王對於張佩綸的「綸必不歸」那句話，頗感欣慰，認為有此必死的決心，則誘敵登岸，深入內地，可以相機聚殲，即令起初仍舊受挫，亦無大礙，只要援軍接得上，終可反敗為勝。

　　軍務部署只有許庚身最熟悉，當時提出建議，一面起用鮑超，盡速召集舊部，添募新兵，由四川總督丁寶楨負責籌餉征船，送鮑超所部，自大江東下，到江西起岸待命，一面改派幫辦廣東軍務的張樹聲星夜援閩。同時電飭兩江總督曾國荃，不論在那一項公款中，立即提用二十萬銀子，解交福建，作為援閩客軍的軍餉。

　　談到這裡，已經過午，醇王又匆匆趕到宮中，「遞牌子」請見慈禧太后。當天便有兩道「明發」，一道是宣戰詔旨，另一道是准了醇王的奏，將延煦「交部議處」，有了這道上諭，對左宗棠才有交代。這天夜裡由許庚身銜命親訪，面述朝廷倚重之意。左宗棠一則受不了孫敏汶他們多方排擠的閒氣，再則亦不服老，三則一向以諸葛武侯自命，當此「危急存亡之秋」，正是「鞠躬盡瘁」之時，一口答應：「到福建去打法國鬼子。」

　　宣戰詔書不但見諸邸抄，而且上海的《申報》，已經全文發佈，通國皆知，可是並沒有激起什麼同仇敵愾的義憤，只惹起清議的紛紛指責。

　　第一個受指責的是張蔭桓。他以佐雜出身而能置身於樞要之地的總理衙門，本就為正途出身的朝官所歧視，而他本人又自恃才具，頗露鋒芒，因而與同官又不和睦。當然，最令衛道的正人君子所痛心疾首的是，與李鴻章互為表裡，力持和局，在有些人看，向洋人求和，就是秦檜、賈似道。如果和局真能保全，也還罷了，誰知千回百折，一再委屈，結果仍招來法軍的「暗算」，馬尾一仗，師船全毀。既然如此，何必自取其辱？倘或不是求和，耽誤了辰光，趁法軍援師未東來之前，毅然決戰，則先下手為強，局面就全不相同了。

　　因此，張蔭桓成了眾矢之的。此外久辦洋務的周家楣、李鳳苞、馬建忠、盛宣懷，亦無不令人切齒，意想不到的是，閻敬銘亦大受其謗，因為他亦是主和的巨擘，雖然老病侵尋，請假已久，卻仍有人不放過他。

　　彈劾張蔭桓的人很多，有一個是內閣學士徐致靖，他中進士是抄了張之洞中解元的一篇八股文，但卻罵張蔭桓是「洋廝」之後。另外一個是山東曲阜的孔憲穀，官拜浙江道禦史，指參張蔭桓私自寫信給上海道邵友濂，標記法國如索少許賠款，不妨允許為洩漏朝旨。慈禧太后聽得有人提到對法賠款，就會冒火，因而令飭總理衙門「明白回奏」。

　　複奏說致上海道的電信，是公同商辦，並非私函。這一下使得本來就對總理大臣大半不滿的慈禧太后，越發生氣，除去當時請病假及出差的閻敬銘等人以外，其餘連奕劻在內，共有九個人，一起交部議處。

　　就在這時候，有個山東籍的禦史吳峋，上折嚴劾閻敬銘，說他「執拗剛愎，怙過任性」。慈禧太后及醇王對閻敬銘都很敬重，所以吳峋反受申飭。但總理衙門其餘的大臣，就沒有閻敬銘那麼好的運氣了，慈禧太后一下子換了六個。事由張蔭桓而起，受連累的人，自然都恨他，其中最冤枉的是翁同龢的門生周德潤，在總理大臣中幾乎只有他一個人是主戰的，結果也跟主和派一樣，退出總理衙門，未免出人意外。

　　出人意外的事還多。第一件是福州軍務的部署，左宗棠以大學士為欽差大臣，督辦福建軍務，穆圖善和楊昌濬為幫辦軍務，何如璋內召，這都還在意中，奇的是以張佩綸接替何如璋，兼署船政大臣。

　　第二件是以鄧承修充當總理大臣。這位號稱「鐵漢」的言官，一向以搏擊為能，從不曾聽說他懂洋務，而居然會入值總理衙門，是件不可思議的事。

　　於是有好事的人去打聽，才知道他這個總理大臣是由一個奏摺上來的。這個摺子中大談方略，共陳三策，他認為法國所恃者，不過越南，如果師分三路攻越，法國自救不暇，就決沒有力量再侵擾福建、臺灣。這是上策。

　　中策是分兵而守，敵至則戰，敵退不追，雖然師老餉糜，但我軍如此，法軍亦是如此，利害相共，不算吃虧。至於顧慮道路阻隔，糧餉不繼而不敢言戰，則非但不是下策，簡直可說是「無策」。

　　這套話，在慈禧太后覺得非常動聽，特意問到醇王。醇王已經到了六神無主的地步，慈禧太后說好，不敢駁回，亦不知道如何駁回。因而承旨派鄧承修入值總署，而且就拿他的三策，作為指授方略的根據。

　　不過整個局勢仍是混沌的，法國軍艦雖已退出閩江口，但動向不明。據說法國政府與孤拔的意見不一，孤拔極力主張北進，先占芝罘，再占威海衛和旅順，直接向北洋挑戰，而法國政府不願擴大戰事，尤其不願意使李鴻章為難。這就是朝廷對李鴻章不但沒有絲毫責備，而且繼張之洞和曾國荃真除以後，實授李鴻章為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事務大臣的道理。

　　主和的閻敬銘不曾被參倒，主和的李鴻章恩眷益隆，而主戰的周德潤卻退出了總理衙門，這些令人迷惑的舉措，顯得慈禧太后似乎並沒有破釜沉舟的決心，而醇王似乎對開戰也沒有可以致勝的把握。

　　於是美國公使楊約翰，第四次出面調處中法糾紛，中國方面的交涉物件是李鴻章。

　　距馬尾之戰，已將匝月，福建的京官，大都接到了家信，信中都談到了馬尾之戰。

　　於是一百多京官在會館集議，連上兩個公呈，第一個痛擊何璟和張兆棟，第二個專為張佩綸而發，由籍隸福建長樂的翰林院編修潘炳年領銜，請都察院代呈。

　　軍機處自然早有消息，為了平息公憤，在八月初一先下了一道上諭：

　　「閩浙總督何璟，在任最久，平日於防守事宜，漫無處置，臨時又未能速籌援救，著先行革職。福建巡撫張兆棟，株守省城，一籌莫展，著交部嚴加議處。

　　船政大臣詹事府少詹事何如璋，守廠是其專責，乃接仗吃緊之際，遽行回省，實屬畏葸無能。著交部嚴加議處。翰林院侍講學士張佩綸統率兵船，與敵相持，于議和時屢請先發，及奉有允戰之旨，又未能力踐前言。朝廷前撥援兵，張佩綸輒以援兵敷用為詞。迨省城戒嚴，徒事張惶，毫無定見，實屬措置無方，意氣用事。本應從嚴懲辦，姑念其力守船廠，尚屬勇於任事，從寬革去三品卿銜，仍交部議處，以示薄懲。福州將軍穆圖善，駐守長門，因敵船內外夾攻，未能堵其出口，而督軍力戰，尚能轟船殺敵，功過尚足相抵。著加恩免其置議。

　　嗣後閩省防務，左宗棠未到以前，著責成穆圖善、楊昌濬、張佩綸和衷商辦，務臻周密。」

　　這道上諭是連張佩綸的原奏，一起明發的。福建京官，一看大嘩，因為張佩綸所奏報的情形，與各人家信中所說的情形，大不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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