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宮外史(146)_高陽

一四六

　　「延樹南上了個摺子。萬壽節那天，左侯沒有隨班行禮，延樹南上摺糾參，奉旨：左宗棠交部議處。」

　　「這也是小事。唉！」醇王痛心疾首地，「國事糟到如此，還講這些虛文小節？書生不懂事，真正可恨。左季高也是，何必為此小事鬧脾氣，落個不識大體的批評，何必？」

　　「這倒也不能怪左侯。」許庚身比較公正坦率，說話不像孫毓汶那樣暗含著陰損的意味，「他沒有隨班行禮，自然是失儀，但也是起跪不便之故，壯年戎馬，腰腳受損，老來不能跪拜如儀，平心而論，亦有可原。延樹南借題發揮，說他驕蹇，甚至斥之為『蔑禮不臣』，持論未免太苛，而且也真是不識大體。王爺請想想，以左侯的功勳，說他『蔑禮不臣』，不就說他恃功而驕，要造反了嗎？這話在雍乾年間，非同小可，就拿今天來說，若是認實了『蔑禮不臣』這句話，也是『大不敬』的罪名，如何處置，律有明文，請問王爺，是摘他的腦袋，還是充他的軍？就算格外加恩，也得革職，能這麼辦嗎？不能這麼辦，就變成紀綱失墜，所以說來說去，他這個摺子，只顧自己逞快，實在是讓朝廷為難。」

　　「星叔的議論很公平。」醇王說道，「如今得想個法子，替此老平氣。我今天已面奏了，仍舊要請他到福建督師，倘或以此芥蒂，託病不出，如之奈何？」

　　「要駁延樹南這個摺子很難。因為——」

　　因為延煦官居禮部尚書，大臣失儀，據實糾參，是他禮臣分內之事，即令措詞失當，旁人亦很難說話。孫毓汶解釋了原因，卻又下了一個轉語，認為只有一個人，身分地位不同，有資格糾正延煦。這個人就是醇王。

　　「如果要我說話，我一定說。」醇王慨然答道：「同治初年，五爺掌宗人府，亂出些花樣，叫人受不了，當時我忍不住上了個摺子，上頭還說我措詞太偏激。不妨引用這段故事，為左季高說兩句公道話。星叔，就煩您動筆。還有，宣戰的旨稿，不知道帶來了沒來？」

　　「帶來了！」

　　許庚身將一份底稿交了出來，退到一邊去為醇王擬摺，先找來一份邸抄，細看了延煦的原摺，略略構思，提筆寫道：

　　「內閣奉上諭：延煦奏：六月二十六日萬壽聖節行禮，左宗棠秩居文職首列，並不隨班行禮叩拜，據實糾參一摺，左宗棠著交部議處。欽此。臣初以為糾彈失儀，事所常有，昨閱發下各封奏，始見延煦原摺，其飾詞傾軋，殊屬荒謬。

　　竊思延煦有糾儀之職，左宗棠有失儀之愆，該尚書若照常就事論事，誰日不宜？乃借端訾毀，竟沒其數十年戰陣勳勞，並詆其不由進士出身，甚至斥為蔑禮不臣，肆口妄陳，任情顛倒。此時皇太后垂簾聽政，凡在廷臣上之居心行事，無不在洞燭之中，自不能為所搖動，特恐將來親政之始，諸未深悉，此風一開，流弊滋大。臣奕譞於同治年間，條陳宗人府值班新章，雖蒙俞允所請，仍因措詞過當，奉旨申飭，今延煦之疏，較臣當日之冒昧不合，似猶過之。謹恭摺陳奏。」

　　寫完遞給醇王，他認為措詞得體，深為滿意。隨即交代謄正呈遞。然後繼續推敲那道宣戰詔書的文字。

　　▼一　下詔宣戰

　　這道詔書，乃是「曉諭天下臣民」，面面連篇累牘，指責法國無理，一直敘到馬尾之敗，申明不能不宣戰的苦衷，說是「若再曲予含容，何以伸公論而順人心？特揭其無理情節，佈告天下。」接下來便是激勵各省文武官員，軍民人等，奮勇立功。其中特別提到劉永福：「該員本係中國之人，即可入為我用，著以提督記名簡故，並賞戴花翎。統率所部，出奇制勝，將法人所佔越南各城，迅圖恢復。」

　　此外，照例聲明「通商各國，與中國訂約已久，毫無嫌隙，斷不可因法人之事，有傷和好。」諄諄叮囑，務必保護，而以「當體朝廷保全大局至意」這句話作結，暗示名為宣戰，其實仍有談和的餘地。

　　宣戰詔書中值得推敲之處還多，但調兵遣將，猶有許多大事要籌劃，也就只能草草定稿。而就在這時候，陸續又已送來好些軍報，大都由北洋轉遞，其中最要緊的兩件，一件是張佩綸打給李鴻章的電報，說「炮台一路洗平，閩必不守，綸必不歸」，表示與福州共存亡的決心，李鴻章加了一句話：

　　「徒為焦急。」

　　另一件是上海道邵友濂的電報，他從洋人那裏打聽到一個相當可靠的信息，孤拔「擬率船往他處，聞志在北洋。」這兩個電報合在一起來看，令人無從判斷，法軍的真正意向，究竟是在攻佔福州，「據地為質」來勒索兵費，還是大舉而北，直叩京畿？

　　但不論如何，福州勢急，北洋勢緩，目前當然救急為先。醇王對於張佩綸的「綸必不歸」那句話，頗感欣慰，認為有此必死的決心，則誘敵登岸，深入內地，可以相機聚殲，即令起初仍舊受挫，亦無大礙，只要援軍接得上，終可反敗為勝。

　　軍務部署只有許庚身最熟悉，當時提出建議，一面起用鮑超，盡速召集舊部，添募新兵，由四川總督丁寶楨負責籌餉征船，送鮑超所部，自大江東下，到江西起岸待命，一面改派幫辦廣東軍務的張樹聲星夜援閩。同時電飭兩江總督曾國荃，不論在那一項公款中，立即提用二十萬銀子，解交福建，作為援閩客軍的軍餉。

　　談到這裏，已經過午，醇王又匆匆趕到宮中，「遞牌子」請見慈禧太后。當天便有兩道「明發」，一道是宣戰詔旨，另一道是准了醇王的奏，將延煦「交部議處」，有了這道上諭，對左宗棠才有交代。這天夜裏由許庚身銜命親訪，面述朝廷倚重之意。左宗棠一則受不了孫毓汶他們多方排擠的閒氣，再則亦不服老，三則一向以諸葛武侯自命，當此「危急存亡之秋」，正是「鞠躬盡瘁」之時，一口答應：「到福建去打法國鬼子。」

　　＊＊＊

　　宣戰詔書不但見諸邸抄，而且上海的《申報》，已經全文發佈，通國皆知，可是並沒有激起甚麼同仇敵愾的義憤，只惹起清議的紛紛指責。

　　第一個受指責的是張蔭桓。他以佐雜出身而能置身於樞要之地的總理衙門，本就為正途出身的朝官所歧視，而他本人又自恃才具，頗露鋒芒，因而與同官又不和睦。當然，最令衛道的正人君子所痛心疾首的是，與李鴻章互為表裏，力持和局，在有些人看，向洋人求和，就是秦檜、賈似道。如果和局真能保全，也還罷了，誰知千回百折，一再委屈，結果仍招來法軍的「暗算」，馬尾一仗，師船全毀。既然如此，何必自取其辱？倘或不是求和，耽誤了辰光，趁法軍援師未東來之前，毅然決戰，則先下手為強，局面就全不相同了。

　　因此，張蔭桓成了眾矢之的。此外久辦洋務的周家楣、李鳳苞、馬建忠、盛宣懷，亦無不令人切齒，意想不到的是，閻敬銘亦大受其謗，因為他亦是主和的巨擘，雖然老病侵尋，請假已久，卻仍有人不放過他。

　　彈劾張蔭桓的人很多，有一個是內閣學士徐致靖，他中進士是抄了張之洞中解元的一篇八股文，但卻罵張蔭桓是「洋廝」之後。另外一個是山東曲阜的孔憲穀，官拜浙江道御史，指參張蔭桓私自寫信給上海道邵友濂，表示法國如索少許賠款，不妨允許為洩漏朝旨。慈禧太后聽得有人提到對法賠款，就會冒火，因而令飭總理衙門「明白回奏」。

　　復奏說致上海道的電信，是公同商辦，並非私函。這一下使得本來就對總理大臣大半不滿的慈禧太后，越發生氣，除去當時請病假及出差的閻敬銘等人以外，其餘連奕劻在內，共有九個人，一起交部議處。

　　就在這時候，有個山東籍的御史吳峋，上摺嚴劾閻敬銘，說他「執拗剛愎，怙過任性」。慈禧太后及醇王對閻敬銘都很敬重，所以吳峋反受申飭。但總理衙門其餘的大臣，就沒有閻敬銘那麼好的運氣了，慈禧太后一下子換了六個。事由張蔭桓而起，受連累的人，自然都恨他，其中最冤枉的是翁同龢的門生周德潤，在總理大臣中幾乎只有他一個人是主戰的，結果也跟主和派一樣，退出總理衙門，未免出人意外。

　　出人意外的事還多。第一件是福州軍務的部署，左宗棠以大學士為欽差大臣，督辦福建軍務，穆圖善和楊昌濬為幫辦軍務，何如璋內召，這都還在意中，奇的是以張佩綸接替何如璋，兼署船政大臣。

　　第二件是以鄧承修充當總理大臣。這位號稱「鐵漢」的言官，一向以搏擊為能，從不曾聽說他懂洋務，而居然會入值總理衙門，是件不可思議的事。

　　於是有好事的人去打聽，才知道他這個總理大臣是由一個奏摺上來的。這個摺子中大談方略，共陳三策，他認為法國所恃者，不過越南，如果師分三路攻越，法國自救不暇，就決沒有力量再侵擾福建、台灣。這是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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