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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


  變化之起,是由於阿羅出發現河套是個好地方——黃河自青海流入甘肅境,至蘭州附近,折而往北,經寧夏入綏遠,復又東流,至接近山西處,屈曲向南,直下潼關,成為陝西與山西的界河。西起蘭州、東至山西偏頭關,這個由東、北、西三面黃河所包圍的區域,名為「河套」,土地肥沃,水草豐盛,但自唐朝在黃河以北築東、中、西三受降城後,河套雖有蒙古部落,仍視作內地。明朝初年,阻河為守,沿長城築高臺碉堡,防範甚密。永樂初年,看韃靼漸漸北移,守將始撤至長城以內的榆林堡。

  及至阿羅出潛入河套,發現可以久居,便盤踞不去了。接著毛里孩、孛羅忽也來了,但三部互爭水草,無法大舉入寇,一面遣使通貢,一面相機騷擾,朝廷以安撫為主,邊將則玩忽不戒,以致河套日漸多事。

  到得成化二年,韃靼各部取得協議,入延綏聯合南侵,朝廷拜撫寧侯朱永為靖虜將軍,而以大同巡撫王越參贊軍務,雖然打了兩個勝仗,但並不能將毛里孩等部落逐出河套,因為官軍能作戰的只得萬把人,而韃靼人數則有數倍之多,而且備多力分,更覺不敵。

  於是朱永與王越會銜上奏,條陳戰、守兩策,戰則須調兵十五萬,兵部尚書白圭無從調遣,只好採取守勢,朱永召回,王越亦奉命回京議事。

  但廷議仍主進剿,先前之不能成功,是因為將權不一,宜專遣大將調度。於是拜武靖侯趙輔為平虜將軍,陝西、寧夏、延綏三鎮總兵,皆歸節制。王越其時已加了總督銜,仍舊參贊軍務。不久,趙輔因病召回,改由寧晉伯劉聚代替,參贊則仍是王越。

  王越在榆林堡前後七年,經常親自領兵出擊。韃靼部落又是一番滄桑,毛里孩勢力漸衰,最強的兩個酋長是滿都魯、孛羅忽。成化九年九月,滿、孛二人將老弱婦孺安置在靈武以東、靠近寧夏、出鹽的花馬池地方,然後長驅南下,一直蹂躪到秦州、安定,快接近渭水了。

  在榆林堡的王越得報,率領延綏總兵官許寧、游擊將軍周玉各領五千騎,由榆林往西,過紅兒山、白鹽池,兩晝夜行了八百里路,打算抄韃靼的後路,直搗花馬池。其時秋風大起,黃塵迷目,向西北前進的官兵頗以為苦,王越只好暫時駐馬,等風勢過去再說。

  不道有個頭髮已白的老兵,在他馬前拜了下去。「恭喜王大人,」他說,「這一去一定大勝。」

  「何以見得?」

  「去的時候有風,黃沙把我們的影子都遮沒了,韃子不會發現。」老兵又說,「等我們搗了他的老巢,韃子擄掠回來,是在下風,趁風勢之助,迎頭痛揍。哪有個不勝的?」

  王越大喜,下馬扶著老兵的手臂問道:「你叫甚麼名字?」

  「沐恩叫馬成功。」

  「好個馬到成功。」王越說道,「我升你為千戶。」

  於是王越重新部署,將一萬人分為十隊。自率中路,許寧、周玉為左右翼,偃旗息鼓,十道並進,大破韃靼的老營,殺的殺、降的降,俘獲駝馬器械無算。所有的蒙古包,當然燒得光光。

  不過,王越並未守候在上風迎擊滿都魯、孛魯忽,因為已經夠了。

  果然滿、孛二人飽掠而還,只見血流遍野,一片灰燼,妻兒都不知道哪裏去了。相顧痛哭,出長城北去,不敢再住河套了。

  論功行賞,王越只得了一個「太子少保」的虛銜,增俸一級。不過官位權柄倒是加重了,廷議設「三邊總制」府——明朝的邊防,東起山海關、西迄玉門關,沿長城共有九處重鎮:遼東、薊州、宣府、大同、山西、延綏、寧夏、固原、甘肅,稱為「九邊」。而西面自延綏至甘肅,則稱為「三邊」,其實連固原共有四鎮。三邊的延綏、寧夏、甘肅,文至巡撫、武至總兵,悉聽提督軍務、三邊總制的王越指揮。

  不道言官彈劾寧晉伯劉聚濫殺冒功,而且牽連到王越,說滿都魯、孛羅忽不戰自退,王越亦不無冒功之嫌。朝廷以韃靼絕跡於河套確是事實,所以置而不問。但王越自以為功大而賞薄,一直怏怏不快,復有言官此一彈,心裏更不舒服,所以稱疾還朝,內調為左都御史、兼督京營。

  但他依舊很熱中,想尋求奧援,再立邊功,庶幾封侯有望。打聽到汪直的心腹韋瑛,正是他在延綏所提拔過的小校,於是折節下交,由韋瑛引見給汪直,談得頗為投機。汪直在朝中,部院大臣都敬鬼神而遠之,除了吏部尚書尹旻以外,幾乎沒有人願意理他。難得王越有心趨附,自然一拍即合。

  汪直的西廠雖已撤銷,但仍舊受皇帝密命偵查外事。有一個說來不可思議的原因是,皇帝愛聽汪直來談市井之間,離奇古怪的新聞。因為寵眷未衰,便有人想投機,能使汪直復掌西廠,則以此擁護之功,自不愁無進身之階。

  有個御史叫戴縉,九年不調,未進一階,看準了這一點,上奏說道:「近年災變頗仍,未聞國家大臣進何賢,退何不肖。惟太監汪直,釐奸剔弊,允合公論,而只以校尉韋瑛,張皇行事,遂革西廠。伏望推賢任人,命兩京大臣,自陳去留,斷自聖衷。」

  「命兩京大臣,自陳去留」這一著很厲害。因為凡是正人君子,都怕招致尸位素餐、駑馬戀棧之譏,「自陳去留」時,總以求去者多。果然,第一個是首輔商輅,早先汪直就說他曾納楊曄之賄,事出有因,商輅是楊榮的「小門生」,楊曄至京見老世叔,以福建土產餽贈,亦是人情之常,不道成了話柄。商輅內心原有些不安,如今戴縉稱頌汪直,而皇帝並無表示,無異默認戴縉之言為是。這一來,商輅還有甚麼臉面立於朝班?因而上奏「乞骸骨」,語氣非常堅決。皇帝准了他的奏請,不過特加恩遇,進位少保,賜敕稱功,賞賜珍物,派兵部官員護送,馳驛榮歸。

  此外左都御史李賓、刑部尚書董方、南京吏部尚書薛遠這一班正色立朝的大臣,亦都不安於位,紛紛求去。皇帝估量不會再有人反對汪直,遂即降旨,復設西廠,距詔罷西廠只得兩個月。

  汪直恢復勢力後,第一個受益的就是戴縉,由九年不遷的七品御史,一躍而為從五品的尚寶司少卿。有些不識廉恥為何物的言官,驚喜地發現戴縉為他們開了一條終南捷徑,專挑注直看不順眼的九卿,摘舉細故,嚴詞彈劾,一時京官落職的,不下四、五十人之多。其中最倒楣的是兵部尚書項忠。

  此人籍隸浙江嘉興,與韓雍同年,都是正統七年的進士,才幹政績亦與韓雍相仿。土木之變,他以刑部員外郎隨扈,被俘後派他養馬,找個機會盜走兩匹好馬,騎一匹、牽一匹,交替著向南疾馳,得以脫險。後來派到陝西當按察使,吏治軍務,兩皆出色。成化八年由湖廣總督內調,歷都察院、刑部而調為兵部尚書。他是最看不起汪直的,所以西廠復開,汪直必欲去之而後快。

  真是冤家路窄,汪直復起後,由於韋瑛不在身邊,另外重用了一個錦衣百戶吳綬。這個人詭計多端,但頗工文筆,原先就為汪直掌密奏,此時自然而然地成了汪直的心腹。

  吳綬與項忠結怨,是因為吳綬在陝西從軍時,唆使他的長官養寇自重,為項忠嚴劾,以致降官為副百戶。項忠一看吳綬得意,見機而作,上奏告病辭官,已經奉准,但吳綬仍舊放不過他,唆使東廠校尉找出一件項忠服官江西,偶爾失察,事過境遷的舊案,誣控他受賄。復有附汪直的給事中郭鏜、御史馮瓘交章論劾,以致下獄。問官知道冤屈,但畏懼汪直的勢力,不敢為他昭雪,只能從輕發落,削籍為民。

  項忠留下來的兵部尚書職位,本來該由王越調補,但皇帝很欣賞陝西巡撫余子俊對三邊的防務,處置得法而且節省了大筆軍費,所以特旨升調為兵部尚書。王越大感不平,請解除督練京營的職務。皇帝不許,溫旨慰諭,並加了太子太保的官銜,但王越仍舊怏怏不樂。

  「王公,」汪直安慰他說,「我同你總有機會立邊功的,你先忍耐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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