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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〇


  報名的倒是不少,但能舉者不能射;能射者不能舉,合於兩個條件的,一千人中不過一、二人而已。

  參將孫震的部下,素以精悍見稱,他的三萬人中,入選的不到一百人。孫震為此大表不滿,面見韓雍,說陶魯的行徑,有傷他營中的士氣,言下流露出蔑視陶魯一無是處之意。

  「陶魯是陶成之子。」韓雍說道,「陶成的謀略,是我當年在江西當巡按禦史的時候,親見親聞的。陶魯頗有父風,我信得過他。」

  這陶成是廣西郁林州人,永樂年間的舉人,由典史起家,經長官不斷保薦,正統四年由大理事評事超擢浙江提刑按察使司僉事。按察使名為掌一省刑名,其實職掌甚多,可以說凡是文武官員失職,不能保障地方、護衛百姓的事,都可以管。所以按察使司僉事並無一定的額數,隨事增減,分巡各道,一道管兩至三個府,又因任務而區別為提督學務、清軍、驛傳、水利等等。陶成一到浙江,被派到浙東台州、處州一帶去當清軍道。

  清軍道或稱兵備道,無事整肅軍紀,便是清軍;有事備戰,指揮軍務,職任甚重,所以這是個考驗人才的職位。陶成到任不過一個多月,便遭遇了嚴重的考驗:倭人入侵。

  原來自唐宋以來,日本跟中國的關係,一向不錯。及至蒙古鐵木真崛起,被尊為成吉思汗,父子祖孫三代經營,滅西夏、滅金以後,元世祖至元十六年滅宋而統一中原。在此以前,高麗已臣服於元;至元十一年,忽必烈遣將與高麗合兵兩萬餘人,分乘戰船九百艘東征,前鋒已在九州的分津海岸登陸,佔領了博多、箱崎等地,但以大隊戰船在海面遇風受阻,不得已班師西返。

  蒙古自成吉思汗起,縱橫九萬里,三次西征,威名遠播,及于羅剎、西洋。忽必烈對至元十一年東征之役無功,耿耿於懷,因而滅宋以後,緊接著派大將範文虎,率兵十余萬,分乘戰船兩千餘艘,再度東征。日本朝野得報大驚,齋戒沐浴,祈求天照大神庇佑。元兵先頭部隊已抵達九州,在肥前、築前登陸,不意海面突起大颱風,元兵主力皆葬身魚腹。日本稱這一陣颱風為「神風」,稱元朝為「元寇」,就此斷絕往來。忽必烈亦於至元二十三年明詔罷征日本。

  當元朝兩次入侵後,鐮倉幕府由北條家「執權」,雖能化險為夷,但日本亦大傷元氣,因為要防備元軍第三次重來,沿海加強戒備,軍費支出浩繁;又兩次「恩賞」守禦將士,需費甚巨,財政日漸困難,竟導致鐮倉幕府的沒落。足利家的室町幕府,繼之而起。

  到明太祖起兵時,日本正分裂為南北朝,洪武三年遣使諭日本朝貢,在九州遇見南朝的懷良親王,話不投機,不歡而散。但幕府則很想與明朝修好,因為早在鐮倉幕府末期,就發現對中國的貿易,有大利可圖,得以挹注困窘的財政。所以在元朝第二次東征的四十年以後,北條家曾為了籌募建築建長寺的經費,派了一條貿易船到中國海口。足利家亦以同樣的理由,派過一條「天龍寺船」。但這都是私下貿易,就中國而言,是犯禁之事;倘能修好,以朝貢為名,大大方方做生意,豈不比偷偷摸摸好得多。

  哪知正當幕府在籌畫時,遇到了一個意外的挫折。事起於洪武十三年胡惟庸謀反,此人是安徽定遠人,從政以後,以小吏起家,曲謹有才,寵遇日甚,洪武三年便入參機務,六年拜相。

  胡惟庸既貴以後,本性漸露,蒙蔽太祖,專擅跋扈。開國名臣徐達、劉基都曾在太祖面前揭露他的奸險,而太祖不悟。恰好劉基有病,太祖竟遣胡惟庸帶醫生去為劉基診視,結果毒死了劉基。

  這一來,胡惟庸的勢焰更高漲了。於是有一班小人,偽造靈異祥瑞,先是說他定遠老家井中長出來一支石筍,出水數尺;又說他家三代祖墳,入夜火光燭天,凡此都是大發之兆。

  位居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宰相,再大發自然是做皇帝,胡惟庸由此蓄心謀反。

  要謀反,當然要多方面佈置聯絡,內則結納太師李善長、右丞相汪廣洋;外則廣收羽翼,而且還聯絡蒙古與日本——寧波的衛所,叫明州衛,指揮林賢,是胡惟庸的心腹,他偽造了一個罪名,將林賢流放到化外,其實就是日本。等林賢聯絡好了,複又上奏,說林賢被誣,事已大白,召還複職。其時林賢已與日本建立了通信的途徑;胡惟庸親筆作書給足利,借兵相助。

  不道太祖這時已逐漸發覺胡惟庸種種不法之事,採取了極嚴的措施。胡惟庸的兒子在鬧市馳馬,不慎墜馬,恰好一輛大車轆轆而過,將他輾死在車輪之下。胡惟庸不由分說,殺了車夫。太祖震怒,要胡惟庸為車夫償命,胡惟庸請求厚贈車夫的家屬,作為補償,太祖不允,事情成了僵局。胡惟庸大懼,決定起事造反,派遣信使通知他的心腹,也派林賢通知了足利。

  這是洪武十二年九月間的事,到得第二年正月,原曾參與密謀的禦史中丞塗節,看風聲越來越緊,內心害怕,因而上書告密。太祖震怒,交廷臣公議,胡惟庸不用說,當然是死罪,但又有人說:塗節本來是胡惟庸的心腹,見事不成,方始反變,不可不誅。於是塗節及胡惟庸的另一心腹御史大夫陳甯,一併正法。

  其時足利義滿,已派了一個法名如瑤的和尚,帶領士兵四百余人詐稱入貢,由林賢陪同,到達寧波。貢品中有好些特大號的蠟燭,其實內藏火藥刀劍,以備助胡惟庸起事之用。及至到達,胡惟庸已經敗事,而進貢並無日皇的表文,只有足利義滿以「征夷大將軍」的身份,致明朝左丞相胡惟庸的一封書信。太祖以其不合禮節,拒不受貢,原船遣返,胡惟庸勾結外國的陰謀,竟未洩漏。

  不意胡惟庸的案子,情節不斷擴大,至洪武十八年,竟牽連到開國元勳中文臣第一的李善長。此人之于太祖,就像趙普之于宋太祖。洪武三年大封功臣,封公者只有六個人,李善長第一,封韓國公,制敕中比之為蕭何;其次才是魏國公徐達。

  李善長又是太祖的兒女親家,李善長的獨子李祺尚太祖長女臨安公主。臨安公主很賢慧,恪守子婦之道,李善長位極人臣,富貴雙全,可惜害在他的胞弟李存義手裡。

  李存義的兒子李佑是胡惟庸的侄女婿,既是定遠同鄉,又是姻親,所以成為胡惟庸的心腹。洪武十八年有人密告李存義為胡惟庸一党,太祖認為一党不一定同謀,他不相信李家的人會造反,所以看在臨安公主及兒女親家李善長的分上,免了李存義的死,安置在江蘇崇明島。

  不過太祖的疑心越來越重,所以案子還是牽連不斷,到得洪武二十三年五月,終於又掀起萬丈波瀾。事起于有個叫丁斌的人,是李善長的親戚,因罪應該充軍,李善長代為求情,太祖不許,而李善長求之不已,太祖疑心其中別有原因,命將丁斌交錦衣衛審問。一頓拷打,丁斌供出,他原在胡惟庸家管事,有時為李存義與胡惟庸傳話,頗有不足為外人道的謀議。於是將李存義自崇明島逮捕回京,他的兒子,胡惟庸的侄女婿李佑自然亦到案了。

  這一審真相大白,最初是李存義受胡惟庸之托,去勸李善長謀反。李善長大吃一驚,疾言厲色地叱斥:「你在說甚麼?!你想滅九族?」

  胡惟庸碰了釘子不死心,過了些日子,托李善長的一個總角之交楊文裕再去做說客,許以事成之後,割淮西之地封李善長為王。據楊文裕回報,李善長雖拿他罵了一頓,但看樣子他對封「淮西王」這一點頗為心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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