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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韜《漫遊隨錄》裡的《香海羈蹤》記他一八六二年初來香港的心情，說是"翌日午後抵香港，山重赭而水泥域，人民椎魯，語言侏亻離，乍至幾不可耐"。後來雖然一居在山腰，多植榕樹，窗外芭蕉數本，嫩綠可愛"，還是不很習慣，常常思鄉；夜裡寫家書的時侯，"隔牆總有曳胡琴唱歌者，響可遏雲。異方之樂，只令人悲"！他說"悲"，想家固然是原因；另一個原因是王韜當時因為"上書太平軍"而被清政府指為"通賊"，要逮捕他，於是倉促逃亡香港，心情自然好不到哪裡去。到了他協助英華院院長理雅各翻譯多種中國經典，又接觸西方文化知識，生活工作漸漸安心，心情慢慢好起來，在香港一住竟五年多。王韜歐遊兩年後再回香港，不但編著了《普法戰紀》十四卷，還集資買下了英華書院印刷設備，組織中華印務總局，最後創辦《迴圈日報》，每天在報上首欄發表社論，大大出名；當年"乍至幾不可耐"的心情，想必已消散得乾乾淨淨了。
喜不喜歡一個地方，要看住在這地方期間，是不是生活安定，見聞增加，工作滿意。讀書人尤其注重這三樣。有了這三樣，心情一定比較好，不太愜意的身邊瑣事，也比較容易忍受，而且往往從此不希望環境改變。有人說，牽掛香港現狀改變的，泰半是些生活安定的香港人，實在不無道理。要王韜離開香港再回中土去嘗"天讒司命，語禍切身，文字之祟，中或有鬼"的滋味，他未必願意。但是，王韜眷戀祖國之心始終未變，他盼望中國"盡用泰西之所長"，變法圖強，但不致以盲目崇洋、媚洋；還認為"仿效西法，至今日可謂極盛；然究其實，尚屬皮毛，並有不必學而學之者，亦有斷不可學而學之者"。在英國，他羡慕的是英國人的"實學"精神和制度；對中國，他期望的是經濟建設；"舍富強而言治民，是不知為政者也"。倫敦畫館請他攝影留念，他在像後題的律詩有一聯是："尚戴頭顱思報國，猶餘肝膽肯輸人？"雖然不是什麼佳句，氣節是有的。
鐘叔河替王韜的《漫遊隨錄·扶桑遊記》寫了一篇《曾經滄海，放眼全球》，提到王韜在英國寫信給妻兄楊醒通曆述一生思想變化一事。近百年來，中國讀書人既受西洋學術科技的衝擊，深明民富國強的好處，卻因政治制度一直沒能上軌道，自己也不容易出為世用，終於經常從正統文化的堂奧上溜到邊廂裡或後花園中去落拓不羈，老捨不得"狂生"意識。這些人，說他們怯懦，實在又極執著；鐘叔河說："'滄海歸來'的王韜，已經由一個風流自賞的唐伯虎，變成了憂國憂時的魏默深"，想來跟執著的性情不無關係。
中國讀書人裡，做官的另有竅門，姑不論；"屏括帖而弗事，棄諸生而不淡"的，一生成熟過程不出四五個轉捩點，跟王韜很像：年輕時，"思得一通籍，博庭內歡，他非所知耳！"出外謀生，則"但求得五百金，可作歸耕計"，事業還不長根的時候，難免"征逐之遊"，"直作信陵醇酒婦人想"；見到同輩中人竄了起來，心中一慌，就會"再變而為名利"，"妄欲以虛名動世"，最後人到中年，心事似酒，乃悟到"士生於世，當不徒以文章自見"，轉而講求經世致用之道，"所望者中外輯和，西國之學術技藝大興於中土"。
不從政的書生，對社會國家沒什麼大利，也沒有什麼大害；能夠在一碗苦藥裡發揮點甘草的作用，算不錯；萬一有人故意要那碗藥苦得喝不下去，那也沒話說。王韜的妻兒老小當時都在太平軍治下，說王韜上書太平軍所求不外平安二字，可能也是實情。據說，曾國藩李鴻章一度都想招致他，但清廷還是把他當"廢人"，"不果行"。銷案後，王韜居然回上海終老，這也見出他的"書生本色"。既是書生，王韜一生論政是不是足以代表"民意"，很難說：字字都是他"心情"的寫照例是真的。通常是有了官意才有民意。街道兩旁植樹以綠化市容，是官意；人民喜歡，則成民意；萬一人民"幾不可耐"，就不是民意了。"居在山腰"，看到"窗外芭蕉數本"而覺得"嫩綠可愛"，則既不是民意也不是官意，是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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