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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朋友談天談起徐汗先生的小說j談起徐先生過世四年多了，談起我沒有寫過紀念徐先生的文章。我說我尊敬的好幾位前輩先後過世，我都寫不出悼念文章。悼念文章不容易寫；天下好文章都要有佈局，一有佈局，難免都有點造作，有點假；說文章寫得一真"，寫得"情見乎詞"，其實意思是說文章佈局好，假得好，造作得好，弄假成真。悼念的心情是真的，寫出來恐怕失去真情，只剩美好得太厲害的詞藻，那就不好了。
我很清楚怎麼樣寫的文章才是好文章，自己寫文章一向求好求精，真怕為了"練"出一篇上好的悼念文章，自己對死者的真感情都給"練"死了。生平最怕讀一些故意放下許多感情進去寫的文章。感情真那麼多、那麼容易流露出來，這世界一定單純得多了。寫文章是智力的活動，不可太動感情；動了太多感情就不該寫文章。我寫文章一向冷靜、用功，很辛苦；悼念一個人的時候很難同時冷靜用功的去做這樣辛苦的工作。
徐先生過世四年多了，"悼念"他的心情早已經平靜下來了，剩下的是偶然對他的懷念。一悼念"是動態的；"懷念"是靜態的。朋友交往好像也有動態靜態之分；我和徐先生交往是"靜態"的。
二
六十年代末期徐先生辦《筆端》，我投了一篇稿子去，他來信約見面。第一次見面沒談什麼，只記得他說雜誌計畫分期評介幾位英美作家，要我試寫一寫。我當時沒有固定職業，經濟負擔又重，一口答應他。這以後，我大概給《筆端》寫了好幾篇東西；徐先生很瞭解我，又介紹我在一家報紙上翻譯小說，天天連載，增加收入。我們成了可以談天的朋友。
有一次跟徐先生見面吃晚飯，他穿一件黑襯衫，打一條白領帶，整齊、考究極了，我竟無端起想毛姆和毛姆的小說。徐先生小說的文字歐化得很流暢，很有風格；人物的意識形態也不帶什麼中國傳統味道，動作、感情都有幾分洋味兒；他寫小說又喜歡用第一人稱，讀起來更像毛姆。那天我故意跟徐先生大談毛姆，徐先生聽了說：
"毛姆的東西我看得不多！"
說得實在技巧。徐先生的《江湖行》是很有中國鄉土味道的小說。Lord David
Cecil說毛姆的短篇小說都是很有功力的"故事"，可是毛姆的創作想像力平平無奇，因此，毛姆始終不能運用自己的生活體驗把讀者帶進一個"特殊的世界"裡去。哈代筆下的Dorset村很像Dorset村，甚至比真的還要真；珍·奧斯丁寫宴會漂亮得像一場真的宴會，可是完全是從作者眼中的宴會寫宴會，所以比真宴會多了許多東西。徐先生的創作想像力可能不比毛姆高許多，但是，徐先生把眼中看到的中國社會中國人物想像成受西方思想影響的中國社會中國人物，他筆下的故事總是浮現出一種奇異的氣氛，把中國讀者帶進一個"特殊的世界"裡去。於是，在中國，一九四三年是徐汗年。《江湖行》的文字雖然乾淨，故事雖然動人，但是，徐汗在這本書裡遺失了使徐汗成功的徐汗：徐汗走出了徐汗的天地，卻找不到徐汗自己。可以在中國文學史上構成一個"整體的徐汗"的，仍然是《荒謬的英法海峽》、《精神病患者的悲歌》、《吉普賽的誘惑》、《鬼戀》、《風蕭蕭》、《盲戀》等代表徐澤特殊的、西化的創作想像力的作品。
作家不要輕易走出自己苦心經營起來的天地。《江湖行》沒有毀掉徐先生的既定地位，《江湖行》也沒有提升徐先生的既定地位：《江湖行》成了徐的私生子，成了一本寂寞的書。
三
說寂寞，徐先生是很寂寞的。他從來不"老"，可是他很"舊"，"舊"得很有趣，像一個堆滿舊鋼筆、舊信封、舊錢包、舊護照、舊打火機、舊照片的抽屜。他不太給人打電話，有事寧願寫信；長信短信都寫得很清雅。喜歡用閒章，信紙上蓋一枚"三不足齋"的紅印。他當然不用原子筆，對鋼筆筆頭尤其挑剔，不然也不會畫出那麼別致的簽名，他喜歡給自己的書設計封面，用親筆抄寫製版的"畫眉篇"襯底。他寫白話詩絕不辛苦，但讀來有詩的味道，即使不分行也讀得出是詩。他寫的英文字很像歐洲文人的筆法，筆頭粗，字形挺直，字體幼小，連著寫幾行特別好看。
徐先生心情既然那麼"舊"，晚年寫的"憶人念事"文章越發清淡得到家。我總覺得他應該住在巴黎的舊客棧裡，上半天躲在房間裡寫東西，中午到附近酒館吃午館，回去睡午覺，傍晚出去喝一杯開胃酒，吃晚飯，然後去聽音樂，看歌劇，跟朋友在咖啡館裡聊天聊到半夜……徐先生是典型的老作家，很private，很喜歡打開窗子讓街上的寂寞飄進自己的房間裡來。徐先生的寂寞是他給他的人生刻意安排的一個情節，一個佈局，結果弄假成真，很有感染力，像他的小說。作家是需要寂寞的滋潤的：徐先生捨不得清理滿抽屜的舊東西；這些東西現在是買不到了，也沒人買。作家越來越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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