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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過明末清初說書藝人柳敬事說書的人，大半印象深刻：顧開雍聽他說宋江軼記一則，但覺"縱橫撼動，聲搖屋瓦，俯仰離合，皆出己意，使聽者悲泣喜笑"；周容在虞山一連聽了幾天，古人古事宛然在目，"劍棘刀槊，怔鼓起伏，髑髏模糊，跳躑繞座，四壁陰風旋不已。予發肅然指，幾欲下拜，不見敬亭"；吳梅村有一闋"沁園春"贈柳敬亭，說是"楚漢縱橫，陳隋遊戲，舌在荒唐一笑收。誰真假，笑儒生誑世，定本《春秋》"！王猷定聽他說"景陽岡武松打虎"之後寫詩紀感，其中兩句尤好："一曲景陽同上事，門前流水夕陽西"；張岱也聽過這段白文，說柳麻子"聲如巨鐘，說至筋骨處，叱吒叫喊，洶洶崩屋。武松到酒店沽酒，店內無人，驀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甓皆甕甕有聲。閑中著色，細微至此"；黃宗羲雖然有封建士大夫思想，只把柳敬亭當作倡優，說"其人本瑣瑣不足道"，但後來改寫《柳敬亭傳》，還是肯定其藝術成就，承認聽到他晚年的說書，令人感到"亡國之恨頓生，檀板之聲無色"。
藝術刻劃國破家亡的哀思，並非一定扣人心弦。謝皋羽、鄭所南在南宋覆亡之後慟哭西台，坐必向南，時刻緬懷故國，所作文字都帶淚帶恨，結果流傳後世者並不膾炙人口。陶淵明的作品沒有直寫東晉滅亡之痛，筆下反而處處追摹人與大自然的和諧關係，婉轉表現虛無而溫馨的恕道，其感染力竟然世世代代縷縷不盡。張岱明亡後披髮人山，變成野人，所著《陶庵夢憶》的自序雖然說到"作自挽詩，每欲引決"，畢竟感人不深；全書價值反而在其"繁華靡麗，過眼皆空"的佛前懺悔心情，充分流露遺民滄桑之感。同是寫國破的詩，"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實在遠不如"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來得深刻：放翁一往情深，失之浮泛；牧之不存幻想，忍痛揭露殘酷的現實。張宗子說："瓶粟屢罄，不能舉火，始知首陽二老直頭餓死，不食周粟，還是後人妝點語也"，當是真話。
柳敬亭生逢明末異族入侵的亂世，在殘酷的新舊蛻嬗現實裡過獻藝生涯雖然足以糊口，個人際遇卻跟當時的政治環境串成唇齒關係，不但哀樂不能自已，連棲止遊息也往往不由自主，最終難免惹出一些同時代人的陰忌和身後的是非。名學者柏林（Isaiah
Brelin）論猶太人遭逢劇變落難四海的世代悲劇，分析他們在西方社會安身立命的坎坷經歷，說到有些人面對陌生的茫茫新天地畏縮不前，寧願躲日陰暗的舊猶太區裡作繭自縛；有些人壯志淩雲，滿懷理想，一味樂觀追逐希望的曙光；有些人跟異族外人稱兄道弟，打成一片，不惜忍受身心的折磨，為的是揚棄故我，改變信仰和習慣；還有一些人心理背景作祟，明知不可自絕生路，依然傲骨嶙峋，不甘同流合污，拒絕抹殺本性去奉承新主子，結果落得蕩漾河心，兩岸渺茫，甚或彳亍廢國荒島之中，顧影自憐，孤芳自賞，自尊心無限膨脹，不然就是自暴自棄，覺得鑽不進自己夢想的階級，反而被那個階級奚落、遺棄。這些現象，其實並不只發生在猶太圈子裡，而是民族主義愛國精神潛移默化之下的普遍心態：明知迎合新形勢、順從新權貴是命運興旺之關鍵，無奈遺民孤臣孽子的心理包袱始終不容易甩掉，結果是聚光燈照明圈內的人疑神疑鬼，照明圈外的人怨天尤人，彼此陰陽相克。
柳敬亭算是清朝照明圈外的人，周旋明季諸賢最久，生平長揖公侯，平視卿相，沒有絲毫囗囗。但是，時局變幻中，他到底不能靜靜置身在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狂潮之外。他一度是友良玉的座上客，"每夕張燈高坐，談話隋唐間遺事。甯南親信之，出入臥內，未嘗頃刻離也"。左良玉死了，他酒後談起甯南舊事，都欷噓灑泣。後來馬逢知叛明降清，當上提督，駐兵松江，柳敬亭竟也出入其門下，可惜馬逢知不過以倡優遇之，結果鬱鬱不得志；事後雖說馬提督有通鄭成功之嫌，被清廷誅戮，柳馬這段因緣，陳汝衡還是說他是藝人，"很難夠得上談忠義節操"。到了康熙元年，柳敬亭又隨蔡士英到清政府所在地北京，《舊都文物略》裡說他是"為睿親王所羅致，利用其技藝使編詞宣傳"。他在北京算不算得意很難說，但當時吳偉業、龔鼎孳、江懋麟等人都有詩詞勸他南歸倒是真的。"江畔逢君訴遺事，斷腸如遇李龜年"，離落心事，不忍說破！
柳敬亭說書有"白髮龜年暢談天寶"的滄桑之感，也帶幾分懺悔心情，名卿遺老這才賦詩張之。他一生關心江山百姓的安危，對新政治局面雖然說不上信心，忠厚人的尋常幻想總是有的。王漁洋儘管瞧不起他，笑他說書之技與市井之輩無異，他起碼不像漁洋要南書房代為延譽，面試見到天顏嚇得寫不出字，由"文端公代作詩草，撮為丸置案側"，才得以完卷，搖身成清朝照明圈內的顯宦！不必說甚麼傲骨嶙峋，不必抹殺本性，不必妝點山河變色後悲泣喜笑的矛盾：一只有敬亭，依然此柳，雨打風吹雪滿頭！"吳梅村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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