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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基兄說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生活在兩個世界裡，一個是熱性的政治世界，一個是冷性的學術世界；又說韋伯有兩個聲音，一個是對學術之真誠與承諾，一個是站在政治邊緣上的絕望的呼籲。我很同意這樣的觀察。一九七七年年底一連好幾個冬夜，我在倫敦寓所爐邊靜心讀了一些韋伯和關於韋伯的書，心中蕩起不少漣漪，想到知識份子徘徊在文化良知與現實政治之間的那份錯雜心情，久久不能自釋。按編《明報月刊》的這六年裡，我看到中國大陸痛定思痛，埋頭修補人類尊嚴的一塊塊青花碎片；我看到臺灣經濟拖拉機機件失靈，大家忙著清理大觀園內物質文明的污水；我看到香港的維多利亞陳年被巾給拿掉，政治著涼的一個噴嚏噴醒了多少高帽燕尾的春夢。就在這個時候，我也看到朝秦暮楚的個人信仰隨隨便便篡改價值觀念；各種政治宣傳向商業廣告看齊，利用現代傳媒科技的視聽器和印刷品，日夜不停騷擾中西文化中靜觀冥想的傳統。於是，我和我主編的《明月》也都生活在兩個世界裡，一個是熱性的政治世界，一個是冷性的文化世界；我和我主編的《明月》也有兩個聲音，一個是對文化之真誠與承諾，一個是站在政治邊緣上的關懷的呼籲。
說"文化"而不說"學術"，那是因為我不希望毫無遠見的學術帳單壟斷整個知識市場。說"關懷"而不說"絕望"，那是因為我對海峽兩岸和香港的前途依然抱著不少希望：我的希望與其說是寄託在政治制度之上，毋寧說是擺放在文化理念之上。政治是一種"行動的人生"；文化卻是"靜觀的人生"，在朝的政治行動可以顛倒乾坤，在野的文化靜觀始終是一股制衡勢力，逼人思其所行。我常覺得，人生"行動"的餘地和機緣畢竟不是太大太多，客觀環境往往只容許人生退而靜觀其變；而知識的唯一好處，大概就是教人怎麼創造轉圜的餘地，不是教人怎麼開拓衝刺的空間。這樣說，"靜觀"似乎更有其真誠的性格和剛毅的精神了。
當然，文化的功能不太容易用統計資料去分析和總結；在"行動"表面上戰勝"靜觀"的這個時代裡，一本以文化、學術、思想為主的刊物能夠給"行動的人生"調劑出多少靜觀的智慧，則更是無法計較了。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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