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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


  瑪律桑特別指出最令人激賞的片段,如阿青前往探視臨終的母親的那一幕是夢想的火花照耀著絕望,令人不忍卒讀的絕好文字:「一剎那,我感到我跟母親在某些方面畢竟還是十分相像的。母親一輩子都在逃亡、流浪、追尋,最後癱瘓在這張堆塞滿了發著汗臭的棉被的床上,罩在汙黑的帳子裡,染上了一身的毒,在等死……。」(頁76-77)而妓院保鏢「烏鴉」兇狠殘忍地毒打「老鼠」的一幕更是以精確無比的筆墨描繪。作者改變了眼淚的形貌。明顯可見的書寫和節奏保障了最具暴力事件的美感;例如下面這一段:「而我一個人仍舊坐在……沉寂的等著,直到夜愈深,雨愈大,直到一個龐大臃腫的身影,水淋淋的閃進亭閣裡來,朝著我,遲緩、笨重,但卻咄咄逼人的壓淩過來。」(頁261)此外,像晚香玉後面閣樓上那一場賭牌九的描寫讀來令人幾乎窒息,靠妓女賣身維生的和妓女的嘴臉、偷竊、強暴和肉體的買賣等,黑色小說中的慣用詞彙在此都被作者以隱喻手法驅除掉,而令人耳目一新。書中每一個人物都過著幾個月可以預見的冒險生活,然而,作為陰影中的神話英雄,他們負著被人類背叛的希望;就像新公園中起伏動盪水池上的蓮花那樣,他們的純潔和天真緊緊糾纏這些秘密的敘述者,敘述著這一群被愛拒絕的孩子的驚險離奇經歷。

  瑪律桑在結論部分強調,在心理分析作品貧乏的年代裡,白先勇是一位真正的作家,而《孽子》是一部傑出的小說。

  另外一位書評家亞瑟哈的評論中,詳細的介紹了白先勇的家世背景及他早年創辦《現代文學》、出版現已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經典的《臺北人》等經歷,並遺憾《臺北人》未被譯成法文。

  亞瑟哈談起《孽子》在臺北出版曾轟動一時以及根據此書而拍成的電影《孽子》。她認為在中國的古典文學作品中直至《紅樓夢》為止,同性戀的主題是存在的,但近一百五十年來卻沒有哪一部中國小說是以同性戀為書中題材。她提及《孽子》在中國大陸也有廣大的讀者群,這部書使得反同性戀的巴金十分不以為然。但事實上,亞瑟哈認為這並不是一部鼓勵同性戀的作品,它描寫的是一個圈子的事情:那是臺北新公園水池邊的圈子,夜晚,一些離家的青少年圍繞在水池四周,尋找或等待願意買下他們一夜的成年男子。

  亞瑟哈以為書中這個圈子充滿了佛教的意味,這些賣身的孩子的雙親,都相信他們被送到人世間是為了贖他們前生的罪;亞瑟哈分析說,書中的背景是六〇年代初的臺北,是一個還處處殘留著中日戰爭、國共內戰、自大陸撤退來台的痕跡的社會,原本在中國古老文明中所容許的事,在此卻為一種嚴峻的清教主義所取代;作者白先勇就像一位昆蟲學家,細細的觀察臺北新公園的迷你社會:一個小小劇場,有主角、配角、跑龍套的,也有故事、有傳說。

  作者的手法,除直接的敘述,像阿青在頭幾行所說的:「三個月零十天以前,一個異常晴朗的下午,父親將我逐出了家門。」也有間接的敘述,用到書信體,也不忽視書中青少年所沉迷的武俠小說。亞瑟哈認為《孽子》是屬於我們現代的社會,人們送亞美茄手錶給青少年,一面喝著歐美的烈酒,但實際上中國的靈魂及其幽靈仍盤踞著,它神話或歷史的典故、它的禮儀。它的信仰、對長輩的尊敬以及隸屬一個家庭的最基本需要:因為被家庭排斥驅逐是最糟的不幸。小說的第一部分描繪一個堅定不變的世界,有爭吵、愛情、供妓女使用的旅館、員警的巡邏等,甚至還有一段高尚的愛情,使大家心嚮往之以死收場的愛情:阿鳳和龍子的愛情。在手刃愛人刺著一條龍花紋的心口之後,龍子被家人送往美國;他為阿青敘述他在紐約的遊蕩以及他所收留的流浪街頭的孩子們,他再回到臺北,他是他自己的影子。亞瑟哈比喻說:白先勇的小說令讀者可能在一瞬間以為他非常喜歡故事中的殘酷性——妓女母親、失蹤的父親,還有不許參加父親葬禮的兒子,白癡和殘廢的孩子;但是這種殘酷卻又精准得像一枚針灸的針,深深地刺進治療的穴道。

  亞瑟哈為小說的第二部分作了一個摘要之後結論說:「合上書本,這些人物仍如在眼前——楊教頭一會兒以淫媒為業,一會兒又是大恩人,他那柄大摺扇,一杆指揮棒似的,為這隱藏的世界作了佈局;有偷竊癖的老鼠,好吃零食的原始人阿雄等——於是,整個人性在你心中輕輕響起。」瑪律桑和亞瑟哈的評論可以反映出法國讀者對臺灣小說和中國作家的看法。

  《孽子》法譯本的譯者雷威安教授是一位著名的漢學家,也是一位非常優秀的翻譯家。他在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出生於中國天津,一九三七年離開天津返回法國。一九四五年始於巴黎東方語言學校正式學習中文,一九七四年獲法國國家文學博士學位。歷任越南河內法國遠東學校負責人,法國波爾多第三大學中文組主任,巴黎第七大學中文系系主任,目前已退休。雷威安教授專研中國通俗文學、傳統小說,尤其是歷代話本及《金瓶梅》、《西遊記》等,有關譯著甚豐。一九八五年所譯之《金瓶梅全譯本》於巴黎出版,轟動一時;一九八九年後陸續出版《西遊記》和《聊齋志異》等法譯本。雷教授曾數次訪台,曾出席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至三十一日在南港中央研究院舉行之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雷教授在會中發表的論文為《金瓶梅與西遊記比較淺談》,筆者曾于一九八七年一月二日為雷教授做過一次專訪,刊于《漢學研究通訊》第七卷第三期(一九八八年九月出版),對雷教授個人的學習漢文經過、教學情形及法國的漢學研究概況等有較詳細的報導和說明。

  此次白先勇的《孽子》法譯版在歐洲引起如此廣大的重視和迴響,小說本身的完美出色固然是最重要的原因,但雷威安教授精采的譯文也是功不可沒。此外,小說題材的特殊,頗能引起法國人的興趣,法拉瑪利雍出版社以其名聲和雄厚財力所作的宣傳,都是此書成功的原因。

  (唯有一點小疏忽,原出版社的名字被誤意譯為「允農文化」Yunnong wen 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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