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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猶如此(4)

時間漏斗無窮盡 　　鑒於第一次王國祥的病是中西醫合治醫好的，這一次我們當然也就依照舊法。國祥把二十多年前奚複一大夫的那張藥方找了出來，並托臺北親友拿去給奚大夫鑒定，奚大夫更動了幾樣藥，並加重份量：黃齊、生熟地、黨參、當歸、首烏等都是一些補血調氣的草藥，方子中也保留了犀牛角。幸虧洛杉礬的蒙特利公園市的中藥行這些藥都買得到。有一家依舊還叫「德成行」的老字型大小，是香港人開的，貨色齊全，價錢公道。那幾年，我替國祥去撿藥，進進出出，「德成行」的老闆夥計也都熟了。因為犀牛屬於受保護的稀有動物，在美國犀牛角是禁賣的。 　　開始「德成行」的夥計還不肯拿出來，我們懇求了半天，才從一隻上鎖的小鐵匣中取出一塊犀牛角來磨成粉賣給我們。但經過二十多年，國祥的病況已大不同，而且人又不在臺灣，沒能讓大夫把脈，藥方的改動，自然無從掌握。服中藥並無速效。但三年中，國祥並未停用過草藥，因為西醫也並沒有特效治療方法，還是跟從前一樣，使用各種激素。我們跟醫生曾討論過骨髓移植的可能，但醫生認為，五十歲以上的病人，骨髓移植風險太大，而且尋找血型完全相符的骨髓贈者，難如海底撈針。 　　那三年，王國祥全靠輸血維持生命，有時一個月得輸兩次。我們的心情也就跟著他血紅素的數字上下面陰晴不定。如果他的血紅素維持在9以上，我們就稍寬心，但是一旦降到6，就得準備，那個週末，又要進醫院去輸血了。王國祥的保險屬於愷撒公司（Kaiser Permanente），是美國最大的醫療系統之一。愷撒在洛杉礬城中心的總部是一連串延綿數條街的龐然大物，那間醫院如同一座迷宮，進去後，轉幾個彎，就不知身在何方了。我進出那家醫院不下四五十次，但常常闖進完全陌生地帶，跑到放射科、耳鼻喉科去。因為醫院每棟建築的外表都一模一樣，一整排的玻璃門窗在反映著冷冷的青光。那是一座卡夫卡式超現代建築物，進到裡面，好像誤入外星。 　　因為輸血可能有反應，所以大多數時間王國祥去醫院，都是由我開車接送。幸好每次輸血時間定在週末星期六，我可以在星期五課後開車下洛杉磯國祥住處，第二天清晨送他去。輸血早上八點鐘開始，五百CC輸完要到下午四、五點鐘了，因此早上六點多就要離開家。洛杉磯大得可怕，隨便平常的事，尤其在早上上班時間，10號公路塞車是有名的。住在洛杉磯的人，生命大部分都耗在那八爪魚似的公路網上。由於早起，我陪著王國祥輸血時，耐不住要打個盹，但無論睡去多久，一張開眼，看見的總是架子上懸掛著的那一袋血漿，殷紅的液體，一滴一滴，順著塑膠管往下流，注入國祥臂彎的靜脈裡去。 　　那點點血漿，像時間漏斗的水滴，無窮無盡，永遠滴不完似的。但是王國祥躺在床上卻安安靜靜的接受那八個小時生命漿液的灌注。他兩隻手臂彎上的靜脈都因針頭插入過分頻繁而經常烏青紅腫，但他從來也沒有過半句怨言。王國祥承受痛苦的耐力驚人，當他喊痛的時候，那必然是痛苦已經不是一般人所能負荷的了。我很少看到像王國祥那般能隱忍的病人，他這種斯多葛（Stoic）式的精神是由於他超強的自尊心，不願別人看到他病中的狼狽。而且他跟我都瞭解到這是一場艱巨無比的奮鬥，需要我們兩個人所有的信心、理性，以及意志力來支撐。我們絕對不能向病魔示弱，露出膽怯，我們在一起的時候，似乎一直在互相告誡：要挺住，鬆懈不得。 　　事實上，只要王國祥的身體狀況許可，我們也儘量設法苦中作樂。國祥輸完血後，精神體力馬上便恢復了許多，臉上又浮現了紅光，雖然明知這只是人為的暫時安康，我們也要趁這一刻享受一下正常生活。開車回家經過蒙特利公園時我們便會到平日喜愛的飯館去大吃一餐，大概在醫院裡磨了一天，要補償起來，胃口特別好。我們常去「北海魚鄉」，因為這家廣東館港味十足，一道「避風塘炒蟹」非常地道。吃了飯便去租錄影帶回去看，我一生中從來沒看過那麼多大陸港臺的「連續劇」，幾十集的《紅樓夢》、《滿清十三皇》、《嚴鳳英》，隨著那些東拉西扯的故事，一個晚上很容易打發過去。當然王國祥也很關心世界大勢，那一陣子，「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土崩瓦解，我們天天看電視，看到德國人爬到東柏林牆上喝香檳慶祝，王國祥跟我都拍手喝起采來，那一刻，「再生不良性貧血」真的給忘得精光。 　　生死場掙扎劇烈 　　王國祥直到八八年才在艾爾蒙特（Elmonte）買了一幢小樓房，屋後有一片小小的院子，搬進去不到一年，花園還來不及打點好，他就生病了。生病前，他在超市找到一對醬色皮蛋缸，上面有姜黃色二龍撚珠的浮雕，這對大皮蛋缸十分古拙有趣，國祥買回來，用電鑽鑽了洞，準備作花缸用。有一個星期天，他的精神特別好，我便車了他去花圃看花，我們發覺原來加州也有桂花，登時如獲至寶，買了兩棵回去移植到那對皮蛋缸中。從此，那兩棵桂花，便成了國祥病中的良伴，一直到他病重時，也沒有忘記常到後院去澆花。 　　王國祥重病在身，在我面前雖然他不肯露聲色，但他獨處時內心的沉重與恐懼，我深能體會，因為當我一個人靜下來時，我自己的心情便開始下沉了。我曾私下探問過他的主治醫生，醫生告訴我，國祥所患的「再生不良性貧血」，經過二十多年，雖然一度緩解，已經達到末期。他用「End stage」這個聽來十分刺耳的字眼，他沒有再說下去，我不想聽也不願意他再往下說。然而一個令人不寒而慓的問題卻像潮水般經常在我腦海裡翻來滾去：這次王國祥的病，萬一恢復不了，怎麼辦？事實上國祥的病情常有險狀，以至於一夕數驚。 　　有一晚，我從洛杉磯友人處赴宴回來，竟發覺國祥臥在沙發上已是半昏迷狀態，我趕緊送他上醫院，那晚我在高速公路上起碼開到每小時八十英里以上，我開車的技術並不高明，不辨方向，但人能急中生智，平常四十多分鐘的路程，一半時間便趕到了。醫生測量出來，國祥的血糖高到八百MG／DL，大概再晚一刻，他的腦細胞便要受損了。原來他長期服用激素，引發血糖升高，醫院的急診室本來就是一個生死場，凱撒的急診室比普通醫院要大幾倍，裡面的生死掙扎當然就更加劇烈，只看到醫生護士忙成一團，而病人圍困在那一間間用白幌圈成的小隔間裡，卻好像完全被遺忘掉了似的，好不容易盼到醫生來診視，可是探一下頭，人又不見了。我陪著王國祥進出那間急診室多次，每次一等就等到天亮才有正式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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