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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四、愛荷華

　　開始寫《通鑒》的第二年（一九八四），我和香華接到美國愛荷華大學的邀請，參加該校為期三個月的國際作家寫作計畫，於是再度赴美。在愛荷華五月花大廈宿舍裡，我每天埋頭的，仍是繼續翻譯《資治通鑒》，香華因為會說英語，有用武之地，總是找時間訪問其他國家作家。這項寫作計畫的主持人，是美國詩人保羅．安格爾先生，和他的華裔妻子聶華苓女士。五〇年代，聶華苓是雷震先生的助手，主編《自由中國》文藝版，她跟我是二十年以上的老友，自然成為他們家的座上客。當時中國作家，無論海峽的哪一岸，有一項共同的特徵，個個都是煙槍。我很少看到世界上有這樣愛妻子的丈夫，安格爾自己不吸煙，但他卻縱容他妻子的中國朋友，把家裡搞得煙霧迷漫。華苓喜歡朋友，所以安格爾經常儲備一條煙，以防中國作家一旦口袋裡煙抽完的時候一哄而散。而愛荷華華裔的北京飯店店東裴竹章先生，他捐一筆鉅款給愛荷華大學，指定作為邀請柏楊夫婦之用。這位從來沒有回過祖國的韓國華人，從北韓到南韓，再從南韓到美國，他唯一的盼望是，盼望他的祖國更好。

　　就在愛荷華唯一的一次演講，我講了《醜陋的中國人》，一向，在任何地方演講，無論講得多麼爛，總會有一些禮貌性的掌聲，這次演講以後，只有椅子紛紛移動的聲音，聽眾靜悄悄的起立散去。平時習慣于演講後為讀者簽名，那一次也沒有這種榮耀，連主席都覺得不好意思，搭訕著把我送回五月花公寓。

　　一個星期後，一位南美作家把兩卷錄音帶交給我，說：「一個中國學生要我把這兩卷帶子交給你。」

　　那是《醜陋的中國人》的演講錄音，我請呂嘉行先生代為整理。感謝邀請單位沒有把錄音帶銷毀，否則的話，未必有再一次的講出機會，也不可能有《醜陋的中國人》一書問世。

　　——就在前一年，我坐了兩個小時的火車，從臺北到台中東海大學講同樣的題目，大禮堂滿座，前幾排全是教官、教授，事前主辦單位答應給我一卷錄音，可是除了開頭幾句話外，全部空白。

　　講演後的第二個月，美籍華裔作家江南先生，被從臺北國民政府安全局派出的殺手狙擊。案子沒有破時，兇手是誰，已呼之欲出。我們在返臺灣途中，經過三藩市時，向江南遺孀崔蓉芝女士致哀，並寫一詩悼念老友，也同時自傷：

　　槍聲三響撼金山　我來灣北哭江南
　　陡覺渾身如潑水　頓驚亡友已入壇
　　骨灰盈掬枉成淚　音容仍在化作煙
　　香火兩枝獻靈上　癡望歸魂立窗前
　　書生愛國非易事　舉筆方知人世艱
　　身陷誅殺皆不曉　恩怨親仇都茫然
　　昔日曾蒙伸援手　而今愧難報如泉
　　從此永訣幽冥道　悲君自悲揚孤帆

　　◇

　　文化人最大的錯誤，就是高估暴君贓官們的智慧，認為他們會做某些事，或不會做某些事。

　　我在美國時便寫信到大陸尋找冬冬和毛毛，經過一番一言難盡的轉折，終於把她們分別找到。因為母親的再婚，兩個女兒的處境，都是一把辛酸眼淚。但因為郭家是輝縣大族，冬冬還沒有改姓。而毛毛卻一開始就認為母親的丈夫就是生身之父，直到有一天，共產黨厲行下放政策，每家只能留下長男或長女，其他子女都要放逐到鄉村，做父親的才告訴她說：「你的生身之父是蔣匪餘孽，下落不明！」

　　只有真正遭受到這種親情遽變的人，才能體會出它的打擊，是如何的沉重。現在，蒼天保佑，就在這時候，生身之父出現。我必須從美國寄信，因為寫的是四十年前的地址，萬一退回，不會被特務發現，那可能招來殺身之禍。信件終於寄到她們手上，幾經安排，直到一九八七年，冬冬、毛毛分別從輝縣和西安，抵達香港，我和香華也從臺北到香港。當初倉促離開她們時，一個還未出生、一個還是那麼小，而今她們頭上已生出白髮。

　　父女相聚一星期，又要分別，送她們到紅磡車站上車，看到二女佝僂的背影，四十年前離開時的情景，再現眼前，而這次難道是再度永訣？忽然間伏在欄杆上失聲痛哭，香華扶著我說：「火車還沒有開，快趕上去，還可以送她們一程！」

　　我們跳上列車最後一節車廂，一直送到羅湖，看她們進入國界，心情彷佛陰陽相隔。

　　而就在當天晚上，聽到廣播，蔣經國在臺北宣佈，准許國人前往大陸探親。滄海桑田，真是一個幻夢接一個幻夢。

　　回到臺北，已是耶誕節，美國總統尼克森先生訪問北京引起大地春回，籠罩全世界的冰山，開始溶解。中國共產黨宣佈改革開放，歡迎當初定要緝拿歸案、逃往臺灣的「蔣匪殘餘」回鄉探親，並且保證對過去的反共罪行，甚至血債，一筆勾銷。

　　這是一件石破天驚的巨變，當年隨政府來台的軍公人員，和像我這樣的平民，大約有三百多萬人，大陸被當作「匪區」，很多人因寫一封信給故鄉親人，或接到過故鄉親人一封信，而被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比比皆是，至於親自回鄉，更是駭人聽聞。而今，四十年後，時間辦到炸彈辦不到的事，再嚴厲的懲罰都阻擋不住回鄉探親。其實，把親人接到香港會面的浪潮，在此之前，早已開始，但只是隱密進行。當大多數人都向法律挑戰時，法律便失去尊嚴。

　　蔣經國宣佈准許臺灣居民前往大陸探親之後的一段時間，我成了「溫門」人物，不斷有記者訪問，甚至有些外國駐北京記者，萬里外來臺灣採訪時，總是順便問一聲我是不是準備回去，當然也附帶調查一下，我在大陸被翻印作品的稿費，如何處理。從現在開始，九年零二十六天的牢獄災難，完全轉化成正面意義，《紐約時報》把我比喻為中國的伏爾泰時，我悄悄的查《大不列顛百科全書》，才知道伏爾泰的事蹟，非常感動。

　　一九八七年，香港電臺舉辦青年閱讀獎勵計畫「開券有益」，邀我前往頒獎。當我和香華走出香港機場的時候，忽然發現有點異樣，突然間閃光燈照耀得如同白晝，使人眼睛都無法睜開，數不清的麥克風推到面前，記者群已圍上來，幾乎異口同聲的問：「柏楊先生，你對大陸查禁你的《醜陋的中國人》，有什麼感想？」

　　查禁？什麼查禁？我想都沒有想到大陸會出版五種版本《醜陋的中國人》，造成嚴重震盪，以致人民政府不得不把它查禁。香港電臺負責招待人員在機場前往旅館途中，解釋這件事的來龍去脈。原來《醜陋的中國人》在大陸出版後，國務院總理胡耀邦先生曾經在內部指示上，對這本書加以肯定。現在，大陸發動的反自由化，主要的就是針對這本書而發。

　　這次參加頒獎典禮，是我在香港受到的最後一次禮遇，因為在一次餐聚中，有位元記者問說：「九七後，中共能不能仍然維持香港的法治和繁榮？」

　　我直率的回答：「恐怕不能，不是中共沒有這個決心，而是沒有這個能力！」

　　第二天，報紙上原句刊出，朋友打電話沮喪的說：「柏楊，糟了，你又禍從口出！」

　　果然糟了，從此以後，我每次申請入港的簽證，都遇到困難，甚至拖到申請期限以後，才被批准，有的更石沉大海。

　　香華本來出生香港，我的赴港困難，使她恐懼有一天禍延妻子，油然生「回歸」之念。感謝英國建立的健全制度，她很容易的取到她的出生證明，經過粵語口試，不久就領到護照，港臺間不但可以通行無阻，出國旅行尤其方便，有一次，她在貝爾格勒申請赴羅馬尼亞簽證，臺北護照要等兩個月（北京護照也要等十天），香華急得團團轉，問羅國大使館的人說：「香港護照可不可以？」

　　「現在就簽給你！」

　　這是一個卡通鏡頭。不過，九七大限將到，將來，又是一番光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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