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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二、重返文壇(1)

羅祖光的汽車間在臺北敦化南路復旦橋東，而我原來的家，則在復旦橋西。被捕的時候，東邊只有幾座稀落的房舍，常帶佳佳橫過復旦橋到東邊遊戲，如今已經大廈林立。我住西邊的公寓名「光武新村」，是六〇年代臺北第一座新式社區，很多電視、電影，都利用那裡的街景。我搬到祖光的汽車間後，早上起來散步，常常走到舊宅，站在十字巷口，仰望三樓我被捕時的住家，被捕前剛裝上不久的冷氣，仍然嵌在原地，木制門窗原來漆著白色，現在改成赭紅。調查局的箱型汽車停放的地方，依稀可以辨認。而當時倪明華憑窗下望，陳麗真一直送到車旁，她們那兩副憂傷而驚恐的眼神，仍凝聚在那裡。現在，我佇立在十字街頭，好幾次，有一種直接奔上三樓敲門而入的衝動，我會告訴住戶，我就是原屋的主人，只想看一眼故居，一個字一個字寫出來的這個家，在被迫離開十年後，是什麼樣子？但我終於克制自己，一則是怕對方嚴辭拒絕，二則怕看到的仍是當年模樣的陳設，三則害怕家俱全都換新，無法辨認。倪明華和她的男友住在另一個地方，這個房子已被租出去了，我不願再承受一次不必要的傷害。 　　朋友們對我孤單的情形一目了然，熱心的為我介紹女友，最後，在文化大學教授史紫忱先生作東的一次聚會上，認識了詩人張香華。當我聽到張香華名字的時候，忽然呆住，雖然我是基督徒，但是就在這一剎那，感覺到佛教「緣」的熱力，兩年前還在火燒島囚禁時，在《青年戰士報》的副刊上，曾經看到幾首詩，其中有一句話：「可以聽到地下種子抽芽的聲音！」 　　這是一種很玄秘的寧靜，心靈上如果沒有某種頻率，寫不出這種詩句。我曾經拿給難友們看，可是，詩不是獄中寵物，沒有幾個人注意，那首詩的作者就是張香華。這簡直是一種無法解釋的巧合，「緣」是感情最基本的土壤，有了這個土壤，自然迅速長出果實。 　　就在出獄後的第二年，一九七八年二月四日，和香華結婚。當我們要結婚的訊息傳出來時，調查局曾擊出最後一拳，派人到香華教書的建國中學，用一種唯恐天下人不知道的聲勢，調查張香華的忠貞資料。可惜沒有把人嚇倒，反而激起香華的反彈，對一個「老」「醜」「窮」俱備、而又絕對沒有什麼前程的政治犯，完全接納。這對特務們是一項強烈挑戰，於是，有人就肯定的說，我們的婚姻不會超過三年。而到現在，一九九五年將盡，我們結婚已十八年。香華是一個智慧型女性，我身經百劫，有幸娶到她，是上帝總結我的一生，賜下的恩典。 　　我和香華不但是夫妻，而且是朋友，我們互相勉勵、警惕、責難、規勸，我複雜的生活背景，和她無從詢問、我也無從回答的心路歷程，使一個醉心於紅塵外、詩世界的單純女性，難以承擔。過去發生的事，她全不瞭解，甚至根本不肯相信。但她有異乎尋常的包容力和理解力，她的理性面有時候使她能冷靜面對問題。尤其在做人上給我很大啟示，她任何時候都給對方留下餘地，從言辭到內心，使我在六十歲以後，仍奮力成長。 　　我生命中累積下來數不清的創傷，有些已經結疤，有些還在淌血。是香華終於使我安靜下來，專心寫作，我們不久就搬到新店和烏來之間、當時最美麗的山莊之一的花園新城，遠可以眺望二十公里外的陽明山，近可俯瞰就在腳下的新店溪的緩緩流水，我們住的公寓，海拔二百公尺。 　　香華有語言的能力，這對我是天大的幫助，相較之下，我的自卑感油然而生，因我是語言白癡，連國語的發音都不標準，所以到了外國，或接待外國朋友，香華成為我契合最好的翻譯。而在臺灣，到南部的時候，她可以脫口而出的用閩南語替我講演。至於去香港時，她更如魚得水，因為她出生香港，廣東話是她的母語。 　　災難化成跳板，不是我自己有什麼能力，而是整個時代發生巨變。美國總統卡特先生的人權外交，有萬鈞之重，壓在蔣家政權頭上，使長達六十年之久的威權專制政體，分崩離析，這是一個在正義上和實力上都無法抗拒的形勢。臺灣每一個人，都可以隱約的聽到統治結構支解時所發出的喀吱喀吱響聲。無論是言論或行動，陳舊的國民黨迅速消退，反對派在自由派知識份子扶持下，脫穎而出。 　　臺灣銷路最廣的兩大報紙之一的《中國時報》，舉辦一次讀者和作者聯誼會，發通知要我參加。我受寵若驚，打電話問副社長楊乃藩先生有沒有弄錯，他說絕沒有弄錯。當天晚上，我緊張的前往參加，遇到了很多坐牢前的文化界好友，從他們臉上的表情，可以看出他們對我出現的驚愕。發行人余紀忠先生主持開會，致詞中宣佈說：「我們這次聚會，最重要的意義是歡迎柏楊歸隊！」 　　余先生這項宣佈，使一些根本不知道我是從火燒島回來的年輕記者，把我圍住，希望問出一點「歸隊」訊息。第二天，報紙註銷報導，我也開始重新恢復寫作生涯，《中國時報》副刊主編高信疆先生，特別開闢「柏楊專欄」。他是一位傑出人才，把中國報紙上的傳統副刊，由靜態變成動態，使他被稱為「紙上風雲第一人」。《中國時報》在當時不足兩千萬人口的臺灣島上，發行一百余萬份，平均不到二十個人就有一份，影響力可以想像。我的第一篇文章是《牛仔褲和長頭髮》，小心翼翼的試探反應，先求「柏楊」兩個字，能在報上出現。 　　就在「歸隊」的兩個月前，《中國人史綱》在星光出版社出版，在《中央日報》上刊登廣告，闖下大禍，接下這份廣告的馬錦文小姐，哭哭啼啼找到星光老闆林紫耀，告訴他她不知道《中央日報》絕不許出現柏楊兩個字，報社現在要開除她，請林紫耀出面營救。我打電話給《中央日報》總編輯趙廷俊先生，說：「連警備司令部都不反對柏楊可以上報！」 　　趙廷俊回答說：「我們的婆婆太多！」 　　那時候我才發覺「柏楊」兩個字原來有這麼大的震撼力，竟會使有些人妒恨交加、血脈賁張。所以雖然有《中國時報》強大的支援，地雷仍然不斷爆炸。且抄幾篇忠貞嘴臉磨刀霍霍的文章，作為例證。下面是姜穆先生的大作，題目《由役談起》，刊於一九七八年九月份臺北《文壇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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