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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荒山逃亡

　　我連夜北上，進入被稱為「盤上」的山區，兩天后趕到林縣河澗鎮，和範功勤、李淼、劉浥塵會合，加速成立早就應該成立的三民主義青年團。豫北二十五縣，這時只有林縣仍由新五軍據守，西邊是太行山，那是共產黨的大本營，北面則是共產黨遊擊隊。我找到一家民宅，掛起招牌，佈置起了辦公室，我們的頂頭上司遠在萬裡外的天邊——重慶，我們沒有經過任何專業訓練，只是在珞珈山詩情畫意的度過了一個美麗的夏令營生活。除了願為英明的領袖而死以外，不知道要做什麼，而我們的年齡如此之輕，我不過二十歲，其他人不過二十二、三歲，現在卻把組訓青年、對抗日本和共產黨的沉重任務，交在我們手上。我們不知道如何去辦，中央團部也沒有告訴我們如何去辦，只是把一些油印的檔，千辛萬苦的頒發下來，可憐我們這群年輕人，連公文都不會寫。我們不過是被犧牲的棋子，中央團部潦草塞責、隨隨便便的派遣，表示又成了一個分團，如此而已。

　　要想混日子也不容易，那是瞬息之間千變萬化的淪陷區後方，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事情。果然，一天下午，河澗鎮上的軍隊突然增加，馬嘶聲、人叫聲，顯出氣氛有異尋常。一個消息說：「八路軍已攻下林縣縣城。」

　　抗戰開始的時候，共產黨紅軍向政府投降，誓言擁護最高領袖蔣中正，對日作戰。蔣中正為這件事還發表了一篇談話，並且把共產黨紅軍改編為第八路軍，任命朱德當第八路軍總司令（從此「八路」就是共產黨紅軍的代名詞，而且成為使國民黨驚恐的代號。直到臺灣光復，五〇年代初期，臺北市公共汽車，各路都有，獨獨沒有八路）。抗戰開始後，政府軍在各戰區紛紛潰敗，幸虧祖先們留下來一個廣袤的土地，使日本的皇軍筋疲力盡。八路軍在抗戰時候，也曾經抵抗過日本皇軍，而且，最有名的一次是平型關的百團大戰，雖然沒有百團，但確實是硬碰硬打了一仗，那些使國民黨部隊頭痛的遊擊戰士，當然敵不過訓練有素的日本皇軍，在意料中的犧牲慘重。中共從此開始保存實力，不再和日軍直接接觸。日軍也不認為八路軍是主要的敵人，很少在戰場上採取攻勢。於是，八路軍的主要任務就是不斷的擴充地盤，攻擊正在和日軍作戰的政府軍的後背。把這些被攻擊的國軍將領，加上一個綽號，像他們對河北民軍總司令張蔭梧，就封為「磨擦將軍」。共產黨把人鬥臭的手法，當時是天下無雙的，全國左傾的文化人，對磨擦將軍紛紛指控，國民黨宣傳人員一向其笨如豬，對這種一面倒的叫鬧，無力招架。

　　我這樣分析當時的國共關係，並不是說共產黨是一個惡人，國民黨對共產黨的態度，也不比共產黨對國民黨好到那裡。他們最初把共產黨稱為「異黨」，後來轉變成為「匪黨」，只要狹路相逢，同樣暗下毒手。很多青年被槍斃、被活埋、被丟入黃河，到死都不知道他們觸犯的是哪一方？和他們愛國到底犯了什麼罪？

　　黃昏以後，河澗鎮一片寂靜，家家閉門，不見燈光。國軍開始向東撤退，林縣距河澗大概十五公里，我們一行四人倉促的撿起行李，隨著零零星星的殘兵敗將，也向東撤退，沒有目標，不明情況，沒有一個有關係的人可以探聽消息，只知道隨著大眾，一步一步，摸索前進。

　　不久，我們就進入另外一個山區，天上沒有月亮（有月亮的話，也是被烏雲遮住），萬山叢中也沒有燈火，也沒有狗。山徑是那樣的狹窄而崎嶇，有時候，旁邊就是懸崖，栽下去是不可避免的粉身碎骨。大概午夜過後，我們走到一塊狹小的梯田，在上面疲倦不堪的睡去。第二天繼續逃亡，饑餓乾渴交集，站在山頭，看到前面山麓有一個村落，而且聽到雞鳴，我們興奮的順著山徑而下，結果，近在眼前的村落，足足走了十四個小時，天黑了以後才狼狽的走到。村頭一個農家全部財產只有一隻雞，但是他們不肯賣，多少錢都不肯賣，最後才勉強用高價賣給我們四個窩窩頭。窩窩頭有拳頭那麼大，我餓火中燒，抓過來，張開大口，一下子幾乎咬掉一半，正要咀嚼的時候，只聽見一種微小的奇異響聲，口中忽然間塞滿了細砂，一粒一粒的細砂，像當時跳遠坑裡用的那種細砂，過度用力的牙齒，使細砂發出怪響。我大叫一聲，噴了出來。那不是真正的細砂，而是窩窩頭被咬碎了的顆粒，無論是味道和硬度，都和真砂沒有分別。其他三個人沒敢張口，而乾癟的山民夫婦被我的動作嚇住了，我最初是憤怒，大叫一聲：「這怎麼能吃？這不是人吃的！」

　　剎那間，我萬分羞愧，為自己這種身不由主的反射動作羞愧，「那不是人吃的」，難道山民夫婦不是人嗎？我這一生做了很多冒犯別人尊嚴的事，這是其中之一。多少年之後，讀到元曲趙五娘的悲慘歌聲：「這糠哦，與米一處飛！」

　　我那一次吃的，就是使趙五娘流下眼淚的糠。北方農家窮苦，連黍米（小米）的殼都不敢拋棄，碾成粉末後，就叫做糠，蒸成中空的饅頭模樣，就叫窩窩頭。我幼年雖然吃盡了苦，也僅是沒有肉吃、沒有白麵吃而已，在這次逃亡途中，才第一次吃到絕對難以下嚥的糠，這件事情使我終生難忘。

　　「中國人竟這麼徹底貧窮！」

　　我開始懷疑：中華民族是不是一個優秀的民族？如果是一個優秀的民族，為什麼到了二十世紀，農民還在吃糠？我們一直逃到一個不知名的村落，忽然間遇到流亡的安陽縣政府，才知道我們已經離開了林縣，進入安陽縣境。就在安陽縣政府，見到主任秘書韓彬如先生，他拿出中央團部的電報，要他接管豫北分團，並命我們四個人前往洛陽報到。這又是一個突變，但也使我們如釋重負，因為我們自知年紀太輕了，不足以擔負這項重任。

　　「你看，」韓彬如說，「做團務工作，要社會關係，像我接管之後，到什麼地方去，想要幾匹馬，縣政府就會撥給我幾匹馬。你們怎麼能行？」

　　——就在第二年，我在洛陽參加三民主義青年團為韓彬如舉行的追悼會。共產黨在一次成功的突襲中，把他生擒槍殺。他如果不兼青年團職務，可能不會喪生。而中央團部如果沒有把我們免職，四個人勢必繼續留在安陽縣境，會首當其衝。

　　就在這不知名的安陽縣萬山叢中，我們一行四人，摸向洛陽。再往東走就進入日本皇軍佔領區，剛走到安陽縣第一大鎮鶴壁鎮南方五、六公里的地方，就遇上了麻煩，四、五個手提長槍、農民裝扮的壯漢，攔住去路。

　　「站住！我們是八路軍，你們是什麼單位？」

　　我們四人操外地的口音，無法拒絕回答這個問題，只好說：「我們做小生意。」

　　他們開始搜身，在口袋中掏出僅剩下的幾張鈔票。

　　「我知道你們不是做生意的，一看就知道你們四個是壞蛋，」其中一個人大笑說，「看你們的票子，就知道你們是中央軍。」

　　我們支支吾吾分辯不是中央軍，只是賣布的小販。

　　「你身上用中央銀行的鈔票，當然是中央軍。對你們實話實講，俺可是鶴壁鎮的皇協軍，現在有兩條路由你們選。」

　　我表示願意選。

　　「一是跟我們一塊到鶴壁鎮去見日本人，二是把中央軍的鈔票留下，放你們一條生路。」

　　我們一行當然願意接受放一條生路的條件。

　　我們選擇了第二項，終於渡過黃河，到了洛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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