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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手

臺灣寶島上，只有兩個人認識侯仰民先生，一位是我柏老，一位是楊納福。我跟楊納福先生小學堂時同班同學，可是楊納福先生來台之後，官拜將軍之職，身統大軍，威風凜凜，而柏楊先生卻猛爬格紙，只會招災引禍。楊納福先生從小循規蹈矩，不知體罰為何物，而柏楊先生幾乎是天天挨板子，哭叫之聲，使全班垂涎。 　　我老人家從小就喜歡算術，小學堂三年級時，女教習在黑板上出了一個題目，誰都不會，只有我老人家會，教習就把她手裡用的粉筆作為獎賞，使我對算術更興趣高昂。想不到五年級時，侯仰民先生——就是天天向我下毒手的元兇——擔任我們的級任兼教算術，於是噩運來臨。偶爾一次，我算錯了一題，他閣下就把我叫到講臺之上，狠狠打了五下手心，把我對算術的興趣，打得無影無蹤。而這「五下」也就成為挨打國憲法，每次一律五下。因為每天都有算術，每有算術，都要繳一次習題，每次習題，我准有錯，他閣下在「都是為你好」的招牌之下，名正言順兼理直氣壯地，每天都大動干戈。 　　我也曾力爭上游，可是，他閣下的板子太厲害啦，使我對算術由恐懼而厭惡，成了惡性循環——我越不會，他越打；他越打，我越不會。除了長期保持雙手紅仲半寸的世界紀錄外，到了今天，連九九乘法表都背不熟。偏偏各級學堂入學考試，都是非考算術不可的，算術的魔爪抓住我終身不放。我不但在功課上力爭上游，被侯仰民先生打得走投無路之後，也曾想盡方法，討他的歡心。有一次，他練習籃球，一連投進兩籃，我揀到球，不敢自己去投，可憐巴巴地再傳給他，餡笑曰：「請投進第三個呀。」這句話不知道犯了他哪條筋，他翻臉曰：「你怎麼敢侮辱老師？跟我來。」 　　我像一隻待宰的小羊，渾身哆嗦地跟著到了他寢室。他一面輕鬆瀟灑地玩弄那個可怕的板子，一面斜眼問曰：「你說，打你幾板？」我心裡淒涼地喊，最好不要打，但我不敢出口，又想討饒，也一時磨不開。可是他閣下一直追問，我只好回答，猝然曰：「隨便。」我的意思只是請他閣下定奪，可是他立刻暴跳如雷，喝曰：「我就是打你這個『隨便』。」這次卻沒有按照憲法行事，他的板子照我手上、背上、腰上、屁股上，飛舞而下，最後，我只好雙手抱頭，蹲在牆角哀號。 　　那時，柏老才十三四歲，童心中就立下血誓，我要報復。可惜，我沒有報復得成，並不是我寬恕了他，而是當我四年後考進高級中學堂，人強馬壯，回鄉找他比武的時候，他閣下已翹了辮子，不禁興起伍子胥先生聽到楚王羋棄疾先生翹了辮子時，那種失望之歎。去年（一九八〇）年底，楊納福先生還問我曰：「如果侯仰民還活著，你會不會對他動粗？」我曰：「從前會，現在當然不會，一拳下去，准吃人命官司。」他曰：「那麼，你不恨他啦？」咦，這算啥話？我豈止恨他，而且恨他入骨，我雖不動粗，但我會唾他的臉。 　　嗚呼，體罰固然使一人個身體受到創傷，施行體罰時那副兇惡的嘴臉，更使一個人心理受到創傷——是一種鮮血淋淋，永難癒合的創傷，它可能改變一個人的性格，或改變一個人的人生方向。對於侯仰民先生，我老人家本業應該作聖人狀，宣稱我已原諒了他的，一則是他早已完蛋啦，二則是我正好趁水和泥，使聰明才智之士瞧瞧我真是溫柔敦厚呀。何況侯仰民先生那時剛剛初級師範學堂畢業（初中程度），年紀也不過二十一二歲，還是一個未成熟的大孩子。可是，我不原諒他，每一想起他攢眉怒目，情斷義絕的青面獠牙，三百六十五日如一日地，毆打一個哀哀無告的窮苦孤兒，我就咬牙切齒。 　　就在柏楊先生咬牙切齒之際，忽然傳出一連串奇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堂接受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的委託，調查大家對體罰的意見，提出報告說，百分之九十一的教習，百分之八十五的家長，及百分之八十的學生，都認為只要不造成傷害，適當的處罰是應該的。這個調查表示，開揍的和挨揍的，跟赤壁之戰周瑜和黃蓋一樣，兩情相悅，一方面願打，一方面願挨。中國心理學會和中國心理測驗學會的聯合年會上，也提出討論，與會的若干侯仰民型的朋友，在學院派魔術名詞的雲霧中，要求把現代課堂，恢復成為古代刑堂。而身為臺灣省政府主席的林洋港先生，跟柏楊先生的命運恰恰相反，在臺灣省議會中，現身說法，說他小時候讀書，就是因為教習把他打得哭爹叫娘，他才獲益良多。國立陽明醫學院教習劉家煜先生，還要建議教育部，認為教習對學生，可以作適當的幹活。 　　最精彩的還是臺北《自立晚報》記者楊淑慧女士的一篇特稿，標題是：「愛心乎？體罰乎？運用得當最為重要。只要避免學子誤入歧途，教育當局何需硬性規定。」文中有一段留芳千古的話，她報導曰：「據瞭解，臺北市某著名國民中學一位男老師，他的『教鞭』和『教學』同樣有名。上課的第一天即在教室中安置好藤條（柏老曰：好一個大刑伺候的場景），然後和學生約法三章，每次考試距離標準成績幾分，就打幾下。結果，這位老師的班級，成績總是特別好（柏老按：也就是升學率高）。他的大名全校響叮噹（柏老按：他如果在講臺上擺上銅鍘，大名叮噹得恐怕能響到倫敦），學生都期望讓他教（柏老按：這得作一個科學調查才算數，不能用文學的筆法）。許多畢業後的學生懷念的竟是『排隊打手心』（柏老曰：剛考上聯考的老爺老奶，還可能有此一念。以後下去，恐怕不見得），足見實施體罰與否並不重要（柏老按：在該響叮噹的教習看，恐怕是實施體罰十分重要），重要的是體罰所帶來的意義。」 　　這段文章是醬缸文化的特有產品，遠在一〇六八年宋王朝，這種產品就已經上市。當時皇帝小子上課聽教習講書，是坐著的，教習卻像跟班的一樣站在一旁。宰相兼皇家教習王安石先生尊師重道，建議應該也賜給教習一個座位。消息傳出，醬缸立刻冒泡，大臣之一的醬缸明人物呂誨先生，好像誰踩了他尾巴似的嚎叫起來，提出殺氣騰騰的彈劾，曰：「王安石竟然妄想坐著講書，犧牲皇帝的尊嚴，以顯示教師的尊嚴，既不知道上下之和，也不知道君臣之份。」 　　嗚呼，古之時也，有些教習以站著伺候為榮，今之時也，有些學生以「排隊打手心」為榮。記得一九一〇年，中華民國建立之初，一個遺老爬到縣衙門前，露出雪白可敬的屁股，教他的家人打了一頓板子，蟾後如釋重負曰：「痛快痛快，久未嘗到這種滋味矣。」這比打手心的含義，就又進一層。 　　百思難解的是，奴性在中國何以不斷根乎哉？中國文化中最殘酷的幾項傳統，其中給女人纏小腳、閹割男人和體罰，都已被革掉了命。教育部嚴禁體罰，是它所作的少數正確決定之一。想不到在二十世紀八〇年代，竟面臨挑戰。問題是，羞辱就是羞辱，只有奴性深入腦髓的人，才會身懷絕技，把羞憤硬當成榮耀。有候仰民這樣的人不足奇，有呂誨這樣的人，有甘於「排隊打手心」這樣的人，才是中華民族的真正危機。如果這等羞辱竟能變成榮耀，則世界上根本沒有榮耀矣。被羞辱而又其樂陶陶，如果不是麻木不仁，就是故意打馬虎眼，包藏禍心，再不然，准是天生的奴才或奴才胚。 　　主張體罰的朋友，強調只要有愛心就行。嗚呼，愛心，愛心，天下多少罪行，都披著愛心的美麗畫皮。父母為女兒纏小腳，為了她將來好嫁人，是愛心。「君父」把小民打得皮破血流，為了「刑斯無刑」，也是愛心。試問一聲，教習對學生，一板子是愛心，十板子是不是愛心？如果把侯仰民先生從墳墓里弄出來，包管他會堅持他出於愛心。報上說，教習把學生三個耳光打出腦震盪，他同樣也會堅持他是出於愛心。分際如何劃分？內涵又如何衡量？愛的教育中絕對沒有「修理學」鏡頭。至於「適當」，啥叫適當？誰定標準？去鑒定？又用啥鑒定？「只要不造成傷害」，事實上，任何體罰都造成傷害。好比說，只要不造成傷害，就可把手伸到火爐裡，這話比輪胎漏氣的聲音還沒有意義。任何人在開揍時，都要先行肌肉扭曲，目眥懼裂。而這種邪惡的神情和眼中冒出的凶光，還沒有動手，就已造成傷害矣，再加上所展示的絕對權威的感情蹂躪，像教孩子自動伸手待打，那根本沒有愛，只有恨——雙方面互恨，因為那是一種人格上的淩辱。 　　一旦學生們對「排隊打手心」都不在乎，羞恥心便蕩然無存，體罰也失去被認為「好」的一面的意義。考試有標準答案，不合規格的就要受到暴力鎮壓，孩子們的自尊、靈性和最可貴的想像力，恐怕全部斲喪。至於有百分之二十九的教習，因為教育部嚴禁體罰，就「心灰意冷，不管教學生」，一個從事教育工作的文化人，如果不准他施展把學生打得鬼哭神號的手段，就束手無策，怠工棄守，教育部應請他們捲舖蓋走路，介紹去賭場當保鏢。 　　柏楊先生沒有力量反對百分之九十一，百分之八十五，以及百分之八十，但我老人家可要向那些不甘受辱的學生老爺，提個秘密建議：如果打到你頭上，你雖不能起而抗暴，但你應該跟柏楊先生對侯仰民先生一樣，記恨在心，來一個大丈夫報仇，十年不晚。有些好戰分子的教習，可能發狠曰：「我就是打啦，十年後見。」對這種地頭蛇，你就應該更永矢不忘，給他來一個真的十年後見。 　　然而，這並不是柏老的主要意思，主要的意思是，這次調查結果，願打的跟願挨打的，所占比率竟如此之高，使人沮喪。夫教育的目的在培養人性的尊嚴和榮譽，而今大家居然有志一同，都醉心於摧毀人性的尊嚴和榮譽，可說是教育界二十世紀八〇年代十大醜聞之一。說明醬缸的深而且濃，即令政府出面幫助，有些人仍難自拔。也說明我們教育畸形發展，已到了倒行逆施的地步。越來越毛骨悚然，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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