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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為瓦碎，不為玉全

名字是一個人的標誌，前已言之，我們不能想像一個沒有名字的世界，只有監獄例外。蓋監獄裡囚犯的名字都被一筆抹殺，只有號碼。柏楊先生在綠島努力坐牢期間，號碼是「二九七」，只要一喊「二九七」，我不知道叫的是我啦。吾友索爾仁尼琴先生當年在尼古格群島時，號碼是「二六二」，落後的多矣。嗚呼，一個人坐牢，如果一直保持名字而沒有號碼，那不算真正的坐牢，只能算玩票，沒啥可提的。 　　編號辦法，只有監獄才可實行，無法推廣到社會。今年（一九八〇）全世界人口已到三十二億，如果用阿拉伯數字命名，每人要寫十個位數，而且死了的號碼不能再用（用了就同名矣），新生的娃兒又層出不窮，一百年後，恐怕二十個位數都不能打發。所以，用文字作名字，乃正常之規。 　　——中國人很少用數目字作正式名字的，偶爾出現，立刻名垂史冊。普通的張三李四，不過泛稱而已。日本同胞則比較茂盛，吾友山本五十六先生，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身拜總司令之職，把美利堅打得叫苦連天，他爹老山本先生五十六歲時才生他，即用以紀念，中國便不興這個也。 　　命名是一件重要大事，古之人之也，老爹老娘都請德高望重或私塾裡的教書匠，代起一個，全都是榮華富貴兼忠孝仁義。今之人也，小倆口那麼一嘀咕，名字就出來啦，於是產生下列三種現象，對於我們努力嚷嚷的互相稱呼盛舉，造成絕大的障礙。 　　一曰：男女不分。洋大人之國，從名字上往往可以判斷性別，瑪麗總是老奶，約翰准是男子漢。古中國亦然，張蘭秀、王春梅，和李得功，趙必勝，男女一目了然。可是現在不行啦，柏楊先生常接到一些讀者來信，有些名字實在分不清胡於臉或女嬌娃，回起信來，抓耳撓腮，只好亂猜。既然猜矣，就有差錯，一位林蓉芝「女士」赫然彪形大漢，來信開罵曰：「老頭，你越來尾巴越大啦，竟閹起人來啦。」咦，誰教你以女性名字出現乎哉。更有男性名字出現的，若「建國」、若「健雄」、若「偉智」，打死我我也不相信她們是位娘子。最近報上不是刊出一些怪事乎，若臺北縣永和鎮陳老妹，若臺北市內湖詹家香和北投吳媽杉，誰能相信他們跟柏楊先生一樣乎哉。 　　二曰：稀奇古怪。十年前有一則故事，一位美國朋友，被父母命名為莎士比亞，他這一生就麻煩個沒完。在學堂念書時，教習們無不對他失驚打怪。畢業後第一次求職，公司老闆一跳而起曰：「你應該躺到墳墓裡，來這裡幹啥？」柏楊先生有位朋友，姓唐，名太宗，有一次在旅館登記時，掌櫃的怒目曰：「客倌，你吃誰的豆腐？你是唐太宗，俺就是秦始皇。」最後掏出證件，才沒有打架。 　　然而，這只是有點滑稽而已，不傷元氣，一旦越過滑稽的界限，就成了嚴重局面。清王朝一位狀元秦先生（名字惜忘之矣），曾有拜墓詩曰：「自宋以後無名檜，我到墳前愧姓秦。」如果有一天，站在你面前的赫然是一位秦檜先生，恐怕秀難建立友誼。秦檜的名字當然有點頂尖，但父母應有使兒女們不要在名字上受窘的義務。報上載，高雄縣橋頭鄉一位少女名「春宮」。臺北縣貢寮鄉一位先生名「嚇扭」——「嚇」如何發音歟耶？當你決心稱呼名字時，恐怕張開嘴就再合不住。 　　還有一種也屬特別的，自從歐風東漸，中國人有起西洋人名字時，男曰張彼得，女曰王瑪麗，但中國名字一向徘徊於兩個單字和一個單字之間，「彼得」、「瑪麗」還可應付。吾友「薛司提反」先生，五〇年代末期，曾在臺北通化街一帶傳教，現在不知道反到啥地方去啦；他的名字，就實在難以啟齒。 　　——十九世紀的英國，好像頗為流行稀奇古怪的名字，有人叫「一個太多」，有人叫「沒有被通緝的」，有人叫「他就是想幹那件事的人」。即令二十世紀，美國除了一位「莎士比亞」外，還有人叫「空白、空白」，有人叫「經濟恐慌」。更有一位叫「你猜」——當老闆嚴肅地問他名字時，他回答「你猜」，恐怕非捲舖蓋不可。 　　三曰：不好的諧音諧意。這不是名字的本身有毛病，而是稱呼起來有毛病。一位朋友為他的愛女起名「投珠」，偏偏他閣下姓倪，教習在課堂點名，遂成為「一頭豬」矣。「仁義」是好名字，但如果姓「吳」，聽起來像「無仁義」，就不太光彩。報上，嘉義縣有一位「李愛娥」女士和一位「金偉男」先生，叫直起來成了「你愛我」、「真為難」，鬧著要改。做父母的為子女命名時，應多多思量，才是真正的愛。連姓帶名，固應注意，但直接傷害互相稱呼名字時，定有名字在諧意諧音上，造成的錯覺——這錯覺能使人哄堂。曾在雜誌上看到一篇散文，署名「絲仁」，既雅又美，可是一旦在大庭廣眾中大吼他「死人」，恐怕四座皆驚。 　　若干年前，葉慶炳先生曾在臺北《聯合報》上，提出名字的「五好律」，曰「好辨識」、「好光頭」、「好聽」、「好看」、「好寫」。柏楊先生斗膽再加上一條，那就是，命名的時候，最好用兩個字，別用一個字。 　　單名在四世紀之前，最為盛行。曾有人說，三國演義裡的人物，都是單名的，若曹操先生、劉備先生、關羽先生、張飛先生，無不如此，因之一口咬定那個時代，沒有雙名。其實不過是比較少罷啦，像諸葛亮先生的兵父黃承彥先生，便是雙名的也。嗚呼，單名最不好稱呼，寫信時，遇到單名的朋友，真能急出一身臭汗。從前有「別號」作為補救，所以你喊「飛」不便時，喊「翼德」就順口啦，寫「亮先生」彆扭時，改寫「孔明先生」就正式啦。 　　問題是，農業社會，人口流動量少，一個人七八九十個名字，還可以消化。工商業社會，記一個名字已經記得頭腦都要爆炸，再記七八九十個「別號」之類，就無力招架，非精神崩潰不可。民法現定，每人只有一個名字的，可是如果取了一個單字的名字，就不得再多出一個別號。為了救苦救難，柏楊先生遇到單名的朋友，就毫不客氣對他來一個霸王硬上弓，在「姓」和「名」之間，硬加上一個「君」字。像《中國時報》編輯老爺駱紳先生，每逢給他寫信，我就稱之為「君紳」。蓋駱夫人嬌滴滴叫他一聲「紳」，固可銷魂蝕骨，柏楊先生耳紅脖粗地叫他一聲「紳」，恐怕一塊錢也借不到。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先把名字整理得清清楚楚，互相稱呼大業，才能通行無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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