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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觀漢先生歸去來

　　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三日。

　　臺北國際機場人口處的門敞開了，一個瘦小的身軀，踽踽地走出來。迎接他的朋友中，從沒有一個人見過他，然而，只憑著照片上的印象，我們飛奔上去，擁抱在一起，悲喜交集地呼喚，熱淚，在肩頭傾瀉，我們不敢相信這不是夢寐。

　　三年的信件往還，九年零二十六天對我的苦苦營救，他——孫觀漢先生，第一句雖然是千方百計含笑說的，但也含著咽噎：「想不到我們今生還能相見。」

　　他是想不到，過去的日子裡，每隔一段時間，海外報紙都刊出我被槍決的消息。每次消息，都使他心如刀割，打越洋電話向臺北的梁上元、陳麗真，探詢真相。當傳言最厲害的時候，他甚至疑心她們在騙他。我更是想不到，因為我雖然幸逃一死，卻已被決定葬身綠島。

　　然而，一切都不是夢寐，我是去年（一九七七）四月一日突然被釋的。又是一年，在他發現我終於無法出國後，他決心自己從美國來臺北，看看我和我的一些傳奇性的朋友。在他動身前，曾一再囑咐：「因為時間太短，不要打擾任何人，包括我的阿哥。」所以，沒有一個過去相識的老朋友知道他的歸來。

　　——名和利，那些芸芸眾生所追求的，觀漢先生早已視如浮雲（這種情操，有人無法理解）。在臺北期間，觀漢先生只跟行政院院長孫運璿見了一次面，再跟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秘書長鄭振華見了兩次面。那是因為下飛機時，鄭振華恰恰也在飛機場接人，和觀漢先生驀然相遇。

　　我們把觀漢先生安排在中美招待所，後來因冷氣不夠冷，難耐臺北的炎熱，我們再把他搬到華華飯店。在他逗留臺北的十七天中，他的房間一直是我們的聚會所。我們這些人包圍著他，無所不談。從匹茲堡天氣太冷，談到臺北交通紊亂。從小說創作，談到身在德國的虞和芳跟正在排印中的選集。從我自稱有美妙的歌喉，談到身在美國的薛俊枝；看她的劇照，聽她在加州演唱《武家坡》的錄音帶。

　　分別地，現漢先生跟包圍著他的每一個人談話——跟梁上元談以後應不應繼續寫作；跟劉秀一、張香華談她們的詩，結論是任憑她們怎麼解釋，他仍是故意表示不懂；跟寒爵談他的雜文；跟羅祖光談他如何帶我的女兒到綠島看我；跟陳麗真談她十年來為我受到的驚恐；跟姚安莉談她的果蠅，她是病蟲害專家；跟楊秀治談她的梅花繡，又跟她去淡水海濱；又跟談開元去看了一場京戲。

　　此外，觀漢先生到梁寒操夫人家，吃一頓在國內外都屬罕見的烤乳豬。又到吳覺真家吃要自燒的菜。又到醫院探望臥病在床的史紫忱。史紫忱握住他的手，重複地只說一句：「你是我們心目中的神，你是我們心目中的神。」

　　我們像一群頑童，有一種無法控制的驕傲。在這個世界上，每一個時刻，每一個群聚的地方，都有千萬人杯盤交錯，互相以知己自許。更有千萬人若兄著弟，互相誓言是道義之交。然而，有誰能像我們這群男女老幼，孩子般地無猜，孩子般地熱情，孩子般地傻氣。

　　大家跟觀漢先生之間，辯論、爭執、大聲吵鬧、大聲喧嘩，也低聲啜泣、互相慰藉，說些孩子們的話。女孩子為他唱歌，錄了好幾匣錄音帶。又為他去市場和電臺，搜集古老的歌曲唱片。

　　我和觀漢先生，更有太多的回顧，太多的千言萬語，但他卻閉口不談他對我十年如一日，鍥而不捨的幫助。當我忍不住詞不達意地表示我的感激，和朋友們忍不住對他的義薄雲天流露敬慕時，他只是淡淡地說：

　　「如果值得紀念的話，那就是，我為柏楊流過太多的眼淚。」

　　有一次，我向大家輕鬆地報告我如何在綠島監獄「放風場」上揀煙屁股時，大家都笑著聽，觀漢先生卻哭了。從此我不再多說那些已不能挽回的往事，包括我殘廢的右膝——薛俊枝托觀漢先生帶給我一個小電毯，供陰冷天氣酸痛時之用。我把小電毯收起，告訴他已經漸痊。

　　中國五千年歷史中找不出一個可以和觀漢先生相比的人。左伯桃、羊角哀廟享血食。管仲、鮑叔牙標榜史冊。劉關張的結合成為留傳後人最久的佳話。吳漢磋、顧貞觀的烏頭馬角，寫下感人肺腑的詩篇。不過，他們原來已都是親密的朋友。只有在西洋歷史上記載一件，那就是法國的左拉。當屈裡弗斯被「誣以謀反」，囚入監獄後，跟他素不相識，在行業上也風馬牛不相干的文學家左拉，發表千古不朽的《我控訴》一文，最後在權勢的迫害下，逃亡海外，但他奮鬥不懈。跟觀漢先生一樣，他們不是為了某一個具體的人，而是為了正義、真正、公道、人權。

　　中國人大概因為醬在醬缸裡時間太久的緣故，因而很多人缺少明辨是非的實踐能力——也就是，我們的社會缺少道德勇氣。以致好話說的太多，好文章寫的太多，而做的卻太少。結果我們的國家和人民，受到長期痛苦的報應。凡是認真追求是非，認真實踐理想的人，得到的往往不是鼓勵，而是勸告：不要多管閒事。甚至還有更大的傷害。觀漢先生以一個這麼有成就的核子物理學家，卻沒有被醬缸污染。他孩子般地純真，擇善而固執。固執，是的，九年零二十六天，是一個漫長的日子，他受盡了打擊，而熱情更高，奮鬥更昂。

　　然而，九年零二十六天悲痛的和憤怒的，以及絕望的心情，觀漢先生顯出老態。鄭振華送他一張他們十年前在維也納開會時的合影，那時，觀漢先生英姿煥發。我願用我的生命為觀漢先生換取青春，但上天無言。面對著照片，我們有無限欷歔。

　　不過，我們和左拉、屈裡弗斯最大的不同是，屈裡弗斯始終無緣跟他的思人左拉見面，而我卻能和觀漢先生相晤。觀漢先生仍有他的嘆息，在一次談話中，他忽然說了一句英文：

　　You may be right, but you may be dead right！

　　這是美國交通部門對駕車人的勸告，我同意這句話，但我不同意前一個may be。觀漢先生懂得我的意思，他說：

　　You are right, but you may be dead right！

　　接著又嚴肅地說：

　　You are right, but you could be dead right！

　　是這樣的結局嗎？我不知道。

　　觀漢先生在臺北最後一天，朋友們全體再聚在一起，我為他唱《老黑爵》，那是在監獄中，午飯後或晚飯後，我和同囚的難友們，在火燒般斗室所唱的。當我唱到聽見一種聲音在呼喚時，我又回到過去悲慘的歲月，泣不成聲。

　　但，無論將來如何，我死而無恨。

　　十七天，在逐漸增加的離愁中消失。

　　一九七八年八月八日。

　　我們送觀漢先生返美，仍是十七天前的國際機場，不過換到二樓。直到服務台小姐第三遍催促乘客登機時，我們才放他跨進出境處那個門。女孩子們流淚，男朋友們忍著淚，強露笑容。當他那瘦弱的背影完全消失在深處之後，我們沉默地走下樓梯。人潮洶湧，人聲嘈雜，而我們這些朋友卻感到那麼寂寞。忽然間，我有一個行動，我要呐喊：

　　我希望我不是柏楊，我希望我是一個旁觀的人，我要哭著唱出讚美他的歌——勇者的畫像，道德勇氣的化身。

　　我們盼望觀漢先生明年能再回來，再一次回到他所愛的祖國的國土，再一次看一眼他所愛的朋友——我們只不過一群大孩子。

　　柏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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