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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醫大陣

　　住在美國加州的薛俊枝女士來了一封信，敘述她的母親薛太夫人住院的奇遇，以及最後還是被糊裡糊塗醫掉了命的經過，不禁汗流浹背。嗚呼，我們過去所談的惡醫，不過只是個別的焉，而薛女士所陷的，卻是惡醫大陣。除了惡醫外，還有惡護士。重重絆馬繩，疊疊殺人坑，那就沒法度矣。

　　薛俊枝女士信上曰：

　　我媽逝世快九年矣。我的家庭背景秀是單純，父親是位識字的小商人，母親小學畢業。我是老大，下麵有兩個弟弟。父親一生吃苦受累，用一雙手養活我們全家，我媽除了幫父親做小生意，就是洗衣燒飯。為了撫養我們姊弟三個成長，為了我們姊弟三個受教育，父母犧牲了他們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他們平常根本不懂什麼檢查身體，發燒就打退燒針，發炎就吃消炎片，有病也撐著說沒病。我們姊弟三個，除了忙升學，就是忙出國。我們不認識高官顯貴，沒有顯赫的親朋（柏老按：這就註定她母親的命運），我們姊弟總認為等我們長大成人，父母就不再受苦，有福可享。誰知天不遂願，我媽是一九六七年冬，突然大出血暈倒，送到台大醫院的，經醫生檢查後送回家。等檢查報告下來，說她害了癌症，而且已到了二期，必須住院割治。父親和弟弟商量，這種病要很多錢，所以考慮住什麼醫院。當時大弟在軍中服役，所以我母親就住進了三某總醫院。主治大夫是明啥啥先生，左查右查之後，決定陰曆年開刀，而這時已拖了一個多月，我媽在開刀那天排第三號。前面兩位病人和我媽害的是同樣的病，但比較輕，只不過一期。可是，當第一號手術完成之後，病人一直昏迷不醒，不敢送回病房，後來終於逝世。第二號當時就死在手術臺上。明啥啥拒絕再給第三號——我媽——開刀，換為物理治療。這就應了你老人家的話，病人交到醫生手裡，就全心全意依靠他，他怎說，父親弟弟怎麼應。

　　接著幾個月的物理治療，在啥民總醫院照鈷六十。罪是怎麼受的，我都沒有看見，那時我在美國，爸媽瞞著我，怕我擔心害怕（可憐天下父母心）。數月後明啥啥檢查，說完全好了，說可以出院，我媽就出院了，可是不到三個月，又大量出血，人開始瘦下去，父親弟弟急得找到了徐千田大夫，徐千田大夫要立即開刀，於是又住進了臺北省立醫院。徐大夫剖開我媽的肚子一看，嘆息曰：「遲了一步，可惜可惜。」原來癌菌不但沒有殺死，而腸子卻被鈷六十烤焦，太脆弱，醫生碰也不敢碰，所以給我媽在肚子上造了一個人工肛門，再縫起來。一九六九年八月，我叔父來美，告訴我媽的病，我立即收拾回到臺北。進了家門，見到我媽完全脫了人形，每天都要用嗎啡跟「痛」來搏鬥。九月，我媽又開始出血，又回到三某總醫院，急救輸血。從此出血輸血，由兩個星期減為一個星期，由一個星期減為二三天，最後上午輸血，下午就流出，再最後，血管僵硬萎縮，輸不進去。十月份起開始昏迷，十月六日夜去世，我們全家四口飽受熬煎，眼睜睜看她離開，留給我們姊弟三人無窮的悔恨和遺憾。

　　我不知道主治醫生是仁醫還是惡醫，我簡直不知道如何下判斷。一條人命在醫生眼中，大概算不了什麼，我媽就這樣被斷送性命。我恨我父親不馬上再去找別的醫院開刀，我也恨明啥啥不轉送給別的醫院開刀，而主張物理治療。我更恨啥民總醫院那位醫生，為什麼用鈷六十烤腸子，而不烤癌菌。

　　我相信今天像我這樣家破人亡的情況很多，臺灣的醫院、醫生、護士，大都缺少豐富的仁心與愛心。今天，我喜歡美國，在這裡，窮也是過這種日子，富也是過這種日子。我媽住三某總醫院時，我隨身要帶二三萬元以備急需。我媽要輸血，我得跑到紅十字會去買血。輸血要輸血管，我得跑到藥房去買成打的輸血管，全背在身上。醫院沒有病床，我媽就躺在急診室裡，小床二尺寬，四尺高，我得隨時看著她別滾下來。醫院連被單都不給，我把全家的被單都拿來用。我媽渾身血漬，醫生竟毫不掩飾地表示「噁心」。看病的時候，除了醫生，還有學生——實習醫生，還有來來往往過路的病人。診治時擁來一大群，我媽被檢查得全身發抖，我淚流滿面地抓住她，恨不得為她分擔一點痛苦。大概他們看我和我媽擁在一起悲哀痛哭的樣子，十分有趣，護士以及那些未來的「仁醫」們，都笑了起來。這件事我一輩子不能忘記。我惶惶如喪家之犬，整天呆在醫院裡，不敢得罪她們。要打針得找她們，要輸血得找她們，請醫生也要找她們，我恨不得向她們下跪，救救我媽的命。那時小弟也服兵役去了，請假回來不准。父親日夜不能成眠，臥床在家裡裡外外，都是我一個人支持。我是一個基督徒，若說這份罪是上帝的懲罰，那個有眼無珠的上帝，不要也罷。

　　還有一幕不能忘記的，就是三某總醫院的一位護士小姐，短短胖胖，是急診室的專任護士。有位母親帶著一個發高燒的孩子來急診，實習大夫立刻拿著鹽水、針管下手（在臺灣，我所看到是，只要發燒，就注射鹽水針，不懂是啥道理）。那根長針，柏老，不知你見過沒有，東插一針、西插一針，頭上、手上都試了，針就是插不進去，一下子就滑出來。孩子哭得快要斷氣，可憐的母親一串串的眼淚往下流，最後她大著膽哀求那位護士說：「請大大夫先來看看，再給孩子打針。」那位護士勃然大怒，嗓門升高了十度，罵起來：「什麼大大夫，小大夫？沒有小大夫，哪裡有大大夫？」那位母親連忙認錯哀告：「我不是這個意思，我不是這個意思，已半個小時，孩子受不了。」我和那位母親同病相憐，看她心如刀割，我就悄悄地站到跟前，怕萬一她碰牆自盡，我好拉她一把。後來那位亂插針的「小大夫」終於放棄嘗試，叫來了「大大夫」，把針插入，總算是雨過天晴。

　　這種「天使」，這種「仁術」，我寧可去自殺，也不去看這些嘴臉。不知道他們生不生病？他們的家人生不生病？還有一次，病人需要立即開刀，開刀房沒有水（那時颱風剛過），所以工友就用水桶（那水桶是黑的，還有鏽），一桶一桶地往開刀房提，大概是用來消毒的吧。幸好沒有停電，否則醫生摸著黑，給病人開刀，那才是絕技。

　　還有一次，托我的老師許宗堯先生，找到啥民總醫院副院長，請求收留我媽，副院長立刻吩咐下去。第二天一早就來了一輛救護車，把我們母女上拉到啥民總醫院的急診室，不到十分鐘，放射科的主任「親自」帶著一群隨員要下樓探視。我想他大概不曉得來者是何許人物，竟能勞動副院長親自下手令。但一看我們母女枯焦乾瘦，衣服襤褸，好像飯都沒得吃的，身旁又沒有噓寒問暖，他就明白了一切，問了沒兩句話，站了不到五分鐘，就呼嘯而去。那一刻，我們的自尊心完全破碎，只覺得死了比活著好。不久又有一位女醫生下來問話，千遍一律，給我媽輸血，要我立即去買血（就在啥民總醫院裡面）。我先去排隊領買血的證明，再去排隊付款，再爬到三樓（記不清了）去領血，再送到急診。放心不下我媽一個人在病床上，急得我團團轉。柏老，柏老，這種煎熬，你可經歷過？孫觀漢伯伯要我揚善隱惡，我實在做不到。累積起來的恨，不是局外人幾句話化得開。

　　在美國，我住過三次醫院。在美國這樣社會裡，我是一個渺小的人物。一切都是由醫院負責，我丈夫用不著裝著鈔票，來醫院陪我，他完全放心。在醫院裡吃喝隨時供應，每天一定鋪床、換床單、換冰水，為病人洗身、洗頭髮（依病人自己的意思），幫助病人行動。護士們都面帶微笑，隨喚隨到，哭喪著臉的太少了。醫生最少每天來看你一次，和善地開玩笑，捏捏你、逗你，沒有一個板著臉訓話的……這樣的醫生、護士，你當病人的會不安心？說句老實話，就是被他們治死，我都覺得應該原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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