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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要沉思

　　宇宙是啥時候才有的，言人人殊。最權威的說法出自阿爾瑪的大主教猶施爾先生，他在一六五〇年，斬釘截鐵地宣言，宇宙創始于紀元前四千四百零四年，他和他的徒子徒孫，甚至敢肯定創造在該年的某月某日時。看起來洋大人真是小家子氣，中國神話學家的尊口就大得多啦，認為宇宙創始于紀元前二百七十六萬零四百八十年。——是年也，盤古先生劈下他最後的一斧，於是輕輕上升者為天，沉沉下降者為地，一個糊裡糊塗的世界，就糊塗地出現。

　　東西兩方，除了時間上的不同，還有堅持程度的不同。中國神話學家信口開河，你怎麼拆穿他的西洋鏡他也不在乎。而猶施爾先生可不行，他絕不允許反對，以致搞得學術界焦頭爛額。數學家豐羅諾斯基先生忍不住，戳著猶施爾先生的屁股歎曰：「他唯一的武器是教條和無知。」

　　嗚呼，用教條和無知作為武器，盤馬彎弓，殺聲連天的朋友，舉目皆是，又豈只猶老夫子一人乎哉。於是布羅諾斯基先生寫了一部書，希望被教條醬住的頭腦解一點凍，也希望鑿一鑿被無知塞滿了的心靈，看看能不能鑿出一點竅。這部書就是被漢寶德先生譯出，被吾友李大人俘走，又被柏老收復失地的《文明的躍升》。

　　這本巨著在美國是暢銷書，但在中國未必就是暢銷書。這跟在美國是暢銷唱片，在中國一定是暢銷唱片，情形恰恰相反。一個高水準國家的國民，求知欲一定十分強烈。當臺灣光復初期，連所謂知識積蓄較低的女工、下女，在火車上，巴士上，都要拿一本書的那個偉大時代，早已昨日黃花。現在，大概是已成了文化大國之故，普天之下，只有正在學堂求學的學生，不得不苦苦地去磨敲門磚，一旦學堂畢了業，就燒香拜祖，誓死跟書不相往來。一個當經理的，或一個當科長的，看看風花雪月的小說，間或有之。如果有人在看進德修業的書，准被疑心神經有點毛病。這就註定了我們知識的永遠恐慌，恐慌到漢寶德先生所感歎的：「中國教育整個在一種膚淺的專門教育的觀念籠罩之下，在職業主義的支配之下，青年朋友要長成為有眼光、有識見，以天地為心，對人類前途有見解的胸襟廣闊分子，相當困難。如果沒有廣大的人文精神的準備，知識與人都是一些工具，都會為野心家所利用，或為自身欲望所驅策，渾渾噩噩地在社會裡鑽營而不知所為。」

　　這正是二十世紀中國知識份子的畫像，嚴重性固然在於知識的低落，更在於知識的隔閡。幹每一個行業的人，都真的相信他那一個行業掌握了社會、國家，甚至人類的命運。都把頭埋在權勢或錢眼裡，認為天下就這麼大啦。

　　《文明的躍升》是一部靜靜品味的巨著，作者布羅諾斯基（雖然他名字有「斯基」，卻不是俄國人，而是英國人，跟柏老也沒有交情，特此聲明，以免誤會），他寫這本書的主要意思是在說明：「如果沒有人文，不可能有哲學，甚至不可能有良好的科學。對自然的瞭解是以對人性的瞭解為目標和以瞭解在自然中的人類情態為目標。」

　　所以，政治有黃金時代，科學沒有黃金時代。科學精神是永遠不向屁股後看，而永遠向前看的焉。動不動就提「想當年」的人，准是對現狀自顧形慚。好漢不談當年之勇，科學精神就是不在乎過去，他們不把死翹翹的大傢伙或小傢伙，醬在他們的尊腦裡，動也不敢動。歐幾裡德先生的幾何學，被奉行了兩千年（柏楊先生年輕時念洋學堂，就是念的他那玩意，現代學生老爺已很少知道他是誰了啦）。牛頓先生的三定律，人人都背得滾瓜爛熟。現在「動則恒動，靜則恒靜」這一律，似乎已垮了台。

　　科學家的奮鬥是人文精神的，《文明的躍升》介紹死裡逃生的醫生萊斯格羅先生所自述的，在一六二〇年跟教條和無知奮戰歷程中的奇遇：

　　我被帶到刑架，綁在上面。我的雙腿穿過三板架的兩邊之間，腳踝系著繩索。將把手向前推，我的雙膝的主力頂著兩板，把大腿上的腱內，頂得爆裂似的粉碎，膝蓋被壓破。我的雙目直瞪，口吐白沫而呻吟著，牙齒戰抖如鼓手槌子。我的嘴唇戰粟，沒命地喊叫，鮮血自手臂與斷裂的腿、膝上濺出。自這痛苦的尖端放下來，我被綁著兩手，丟在地板上，我不停地大聲喊叫著：「我招供，我招供！」

　　這是文化人尋求真理所付出的典型代價。伽利略先生的遭遇比較舒服得多，他僅只在法庭上，匍匐在地，自動招認兼坦誠不諱地「跪拜在最高貴、最可敬的紅衣主教們尊前，及統理基督國度反異端妖言的裁判長尊前」，才免除了皮肉之苦。然而布羅諾斯基先生引用法國劇作家布馬歇先生《費加羅的婚禮》中費加羅的話，對加諸萊斯格羅先生、伽利略先生身上的「教條和無知」下一個定律曰：「印刷品的胡說八道，只有在不准自由傳播的國家才有危險。沒有批評的自由，讚美與認可同樣的毫無價值。」布馬歇先生是法國大革命前夕的人物，根據這項定律，他那尖銳的鼻子就嗅到了政治裡煮的是啥菜。「路易十六是被《費加羅的婚禮》拖下王位斬首的乎？當然不是。諷刺並不是社會的炸彈，但卻是社會的指標：說明有新人來敲門啦。」

　　舊的文明形態被新的文明形態代替，可不容易。於是，有想像力的天才，就成為瑰寶，作者對在推進人類文明進展過程，對促使人類向前躍升的建設性的天才，如牛頓先生和愛因斯坦先生，下一個界說曰：「他們偉大的天才所在，仍在於他們問一些近乎明顯而天真的問題，卻找出一些對傳統具有破壞性的答案。」（可惜作者孤陋寡聞，不認識與萊斯格羅先生同一命運的柏楊先生，否則准把我也算上一個，這是該書唯一不能原諒的缺點。）很顯然地，相對論一發明，就立刻對舊有的物理學原子論給予一個很大打擊，使很多物理學家因恐懼沒得飯吃而暴跳如雷。當希特勒先生努力排猶，要向愛因斯坦先生下毒手時，愛因斯坦先生一溜逃到美國。否則的話，第一顆原子彈就要屬於德國，世界形勢，將大大改觀。這正是文明躍升中的人文因素。

　　一種新的文明，必然地要破壞舊的文明。作者舉出歐洲接受阿拉伯數字的例證曰：「歐洲當時（八世紀）對數目的記法，仍是愚笨的羅馬式，比如一八二五作MDCCCXXV，M是一千，D是五百，C是一百，三個C是三百，XX是二十，V是五。伊斯蘭人把這套東西換上現代十進位法，只要簡單地寫下1825就可以啦，因為它是用每一單數的位置來決定它是千、是百、或十、或個的。」

　　科學不是孤立的，我們可想像到，當愚笨的羅馬式傳統數字被破壞時，衛道之士如喪考妣的情形，因為一直到現在，阻撓人類進步的所謂衛道之士，用異端裁判所來阻止荒謬的文明被破壞時的嘴臉，仍驚心動魄。

　　科學和人類文明相偕躍升，給人類帶來的絕對不是災禍，而是幸福。動輒懷念過去好日子的人，事實上並不知道過去好日子的內容是啥。西方人士總是認為十八世紀的鄉村是詩情畫意的，猶如中國儒家系統總是認為堯舜時代是詩情畫意的一樣。詩人古德斯密先生描寫那失掉的樂園曰：

　　甜蜜的奧本，平原上最可愛的村落
　　健康與豐收鼓舞了青年的工作
　　多麼幸福啊，他在樹蔭下完成了這些
　　年輕的工人，休閒的歲月

　　這真是隔山觀虎鬥，看人挑擔不費力。作者布羅諾斯基先生斥之曰：「完全胡說八道。」在鄉下當牧師，對當時鄉村生活有深刻體驗的克拉比先生，看了之後，幾乎氣死，也報之以詩：

　　是的，繆斯為那些快活的工人歌唱
　　因為繆斯不知道他們的創痛
　　辛苦的工作，無時或休
　　真的能會為這乏味的謅媚音律所感動

　　《文明的躍升》給我們的啟示是：人類過去的成就雖然很重要，但它必須受到無數挑戰，人類文明才能有進步。人類的美景和幸福，不在那些逝去的日子，而在未來。這世界充滿了因新事物的產生而隨之產生的希望。布羅諾斯基先生曰：「如果我們一定要信仰，則必須是知識份子的民主。我們不能因人民與政府、人民與權力之間的距離而衰亡。巴比倫、埃及、羅馬，都失敗於此。這一距離要想縮短，要想集結，只有知識流傳人間，或領導人民，沒有控制別人的意圖，不孤立於權力之中，才有可能。」

　　我們需要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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