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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不容抹黑(2)

至於中國人對人類文化很少貢獻的問題，需要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理解。人類文化的傳播，資訊事業首當其衝。而古代的訊息全賴人力，經由水、陸交通相互溝通，因此地理因素對古代文明的開發、傳播，乃起著關鍵作用，（現代又何嘗不一樣，試問地處喜瑪拉雅山麓的不丹小國，能像臺灣、香港，和新加坡那樣發展工商業嗎？）中國地處東亞大陸，西邊大漠綿亙，和西方交通路途，既遙遠又險阻；這種地理上的不利條件，把中國人的活動範圍，局限于亞洲一隅。數千年來，中國人凡事自力更生，在缺乏與外界接觸的環境裡，成了孤獨零仃的文化單幹戶。西方世界就大大地不同了，各地區、各民族的文化，數千年來相互交流，溝通有無，集思廣益的結果，文化得以一再突破，終有今天的成就。如果我們假定自古以來東西雙方阻礙文化傳播的地理因素不存在，或者假設中國自古即是一個歐陸國家，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人對人類文化會有極多、極重大的貢獻。兩千年來中國儒家的民本主義思想，對當時羅馬、希臘的奴隸社會的解放，肯定會發生積極的影響；而中國人在秦始皇廢除封建制度以後，發展出來的一套平民參政的政治制度，也必會摧醒沉酣封建政治的中古世紀的歐洲。還有中國人的各種偉大發明如印刷術，也會提早五百年左右在歐洲大派用場，因此二十世紀的今日世界，也絕不僅僅是目前這個樣子而已。 　　中國人的文化發展到某一個頂峰，未再繼續突破，更上層樓，上面已經說過，主要原因是受到地理環境的限制，吃了文化單幹的大虧。然而，中國人可不是故步自封的民族，事實上，中國人可能是世界上對於外來思想、文化、排拒力最為脆弱的民族。一百年來，發生在中國一連串的歷史事件，皆充滿著戲劇性——源遠流長的數千年帝制傳統，於七十年前武昌起義，一聲槍響就於焉廢除了；孔夫子兩千年來深植人心的至尊地位，經不起五四運動一群青年學子的吶喊，倏忽之間給推倒了；源自歐洲的馬克思主義，也在五四之後，一經提倡，立刻風靡全國，成為知識份子的顯學；等到中日戰爭結束，僅僅四年內戰，國府退守臺灣，中國大陸成了共產主義國家；經過三十四年的共產主義實踐，十億人口的中國又再向世人嚴肅宣佈：馬克思主義不能解釋中國的所有問題。中國人敢作、敢為、敢變，中國人弄得今天這個地步，不是因為死抱這個「醬缸」不放，而是把這口「醬缸」砸碎了。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在完全否定傳統文化價值的背景下，所結出來的苦果。 　　柏楊說，中國人髒是中國人醜陋的特徵之一，並且說中國的髒：「比起印度人或許好一點」。筆者覺得絕大多數的中國人都不會同意柏楊的看法。以東方的亞洲來作比較，日本人的清潔程度堪稱世界級，中華民國的臺灣情況則較差，而印度最糟。數年前，美國總統卡特訪問印度，在美國的晚間電視新聞映出的國宴席上，可以看到卡特身後一印度侍者手持蒼蠅拍，為這位貴賓拍打蒼蠅的鏡頭。如果以經濟條件作比較，日本是世界級，臺灣則較差，印度最落後。因此我們不難看出，各地區的人民衛生狀況，和經濟條件之間，有著對應關係。洛杉磯有兩個中國城，一個在洛杉磯市中心（大城的市中心都趨向髒亂），一個在蒙特利公園市。蒙市的中國城夠得上整潔標準，洛市的中國城則較差。兩個地方開店做生意的都是中國人，他們的差別僅僅在於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有所不同而已。 　　中國人談天說地時嗓門宏大，這種語言方面的不尋常，免不了又給柏楊掃進了中國人的醜陋特徵裡。他說：「為什麼中國人聲音大？因為沒有安全感，所以中國人嗓門特高，覺得聲音大就是理大，只要聲音大，嗓門高，理都跑到我這裡來了，要不然我怎麼會那麼氣憤？」梁實秋在《雅舍小品》中談到中國人說話聲音大，可能與早期之農業社會有關，早晨在田野中相遇，老遠就大聲問好。也有人認為中國人說話聲音，可能與音調有關。例如蘇州人吳儂軟語，音調特低，就是在吵架時，聲音也大不起來。筆者覺得中國文字，一個字一個音，同音字太多，而且每個音又有平上去入四聲的區別，說話時音量不夠，聽力就會發生困難；尤其在說話快速的時候，除了大嗓門外，別無其他良方。當我們到電影院觀賞國語影片時，都會有這種經驗，如果片子不借助于中文字幕，對白往往聽不清楚。在文法上，中文也是與眾不同，中文沒有像英文的假設語氣，這也使得中國人常常要借助手勢和嗓門的抑揚頓挫來表達自己的意思。說中國話要想把嗓門壓低，唯一的方法就是慢吞吞地講，把每一個字的發音儘量拉長，保證對方可以聽得明白。依筆者看，中國人的大嗓門是無藥可醫的。既然無藥可醫，乾脆就把這「聲若洪鐘」的說話德性，當作我們中國人的國粹，不亦宜乎！ 　　臺灣交通之亂是大家親身經歷、有目共睹的事實。看看凡事以醜陋為出發點的柏楊如何把它歸罪於中國的文化。柏楊說：「就是由於這個醬缸深不可測，以致許多問題無法用自己的思考來解決，只好用其他人的思考來解決，只好用其他的思考來領導。這樣的死水，這樣的醬缸，即使是水蜜桃丟進去也會枯死。外來的東西一到中國就變質了……你有斑馬線，我也有斑馬線，當然，我們的斑馬線是專用來引誘你給車子壓死的。」 　　關於臺灣交通安全問題，筆者思索多年，願將心得中之一二，就正於關心此方面的社會大眾。臺灣的交通秩序每年都有進步，筆者認為最大原因是擁有機動車輛的人愈來愈多，街道上有了這麼多的交通工具在流動，自然而然地在駕駛者心理上，形成一種壓力，逼使駕車的人非遵守交通規則不可，亦就是產生了所謂「生活即教育」的效果。在美國除了一般汽車駕駛員外，我們還偶爾聽到所謂的自衛駕駛員。自衛駕駛員除了是一個標準的普通駕駛員外，還有兩個條件必不能少，一是不堅持先行權；二是對於別人的冒犯，要有無故加之而不怒的雅量。臺灣一般駕駛人或多或少都具備這一、二兩個條件，但本身卻又不是一個標準的普通駕駛員。這種駕車特性，乃造成臺灣交通大亂中有不亂，不亂中又有大亂的奇異現狀。 　　為什麼中國人開車和美國人開車如此不同呢？如果我們從太平洋兩岸的駕駛執照考試方面單刀直入，或不難看出端倪。美國人學駕車是在馬路上練習，從一開始就要實地學習遵守交通規則和交通安全。執照考試時，亦是在馬路上進行。路考除了方向盤操作、煞車的運用外，還包括行車速度、前後車距離、十字路口通過、左右轉線道選取、換線、先行權的遵守等等。待考得執照，在考者心裡也同時建立了一個汽車駕駛的標準範式，就是以後用來作為實際駕駛的依據。有的時候實際駕駛和路考駕駛情況不盡相同，譬如上下班汽車流量密集時候，駕駛者就無法按照路考時所要求的那樣，一板一眼地駕駛，否則就到達不了目的地；處此情況，駕駛者乃以路考時在心中建立的那個駕駛範式，視需要而作某種變通，這樣靈活運用的結果，交通乃得以安全暢通。 　　臺灣可就不是這樣，在臺灣學習駕車，是在駕車學校固定的場地上練車，練車的人只學習打方向盤、踩煞車和控制油門的動作。至於路試考執照，也僅僅在監理所的電動考場測試方向盤、加油門、踩煞車等操作技術。這種教車、路考方式，就好像小學低年級學生學習算術，只知道數位方面的加、減、乘、除，而不知道如何去做算術應用題。路考通過，所得的一張執照，與其說是駕駛執照，倒不如說是操作執照來得恰當。及至開上大街，心胸之中根本沒有一個駕駛範式，橫衝直撞，有如一個沒規矩的野人。在臺灣，絕大多數開了十年、幾十年的汽車老手，藏在心中的駕駛範式，都不是標準的，而且是隨時可以變型的。筆者笑稱這種駕車範式為橡皮模式。所以說，臺灣的交通問題歸根究底不是人的問題，更不是什麼文化的問題，而是政策問題。由於政策不對頭，以致政府當局對交通秩序的改進，成效不 著。 　　寫到這裡，令人想起被蘇俄放逐來美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忍尼辛，數年前發生的一段往事。索氏在一次慶典活動中，應邀發表演說。人們原先期待他會有一篇精采的有關自由、人權之類的演說，孰料他將他的話鋒，轉向批評美國的經濟制度。他攻擊美國商人喪盡天良，為了賺取蠅利，不惜把有害人體的防腐劑加進食品之中。 　　演說甫畢，迴響立刻傳來，美國發行額最大的《紐約時報》，撰文還以顏色。《紐約時報》說，雖然索氏在蘇俄為一己之信念不屈不撓，歷盡苦難，令人佩服，但不能因此就取得隨意批評美國社會的權利。從此以後，未再聽聞索氏有類似的演說發表。可能是他噤若寒蟬，也可能不再有人請他演講了。 　　在一個言論自由的國度裡，信口說話、出口傷人的事，政府、法律對之奈何不得，但是權威報紙的裁制力量，往往令人吃不完兜著走。我們中國人還沒有這樣一份權威報紙，但我們有輿論，願有良心的中國人站出來，為我們中國人、中國文化，說幾句公道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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