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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文化的基本精神

——讓「直八時代」成為過去吧，只有「認真」才能救我們！ 　　就在今年（一九八〇）三月份，報上刊出兩則新聞，恭抄於後： 　　其一：「永和訊：老漢執著，為了四元的差距，不惜多花一百倍的錢，硬要證明計程車跑錶不准，提出詐欺告訴。五十七歲的男子吳增忠，日前自汐止鎮長安派出所，搭乘一輛〇四～三一五三號，日發車行，由陳譽奇駕駛的計程車，返回永和，至永和戲院門前下車，見車表跳了一九六元，加上過橋費共為二〇一元。吳某見狀，即表示跑錶有問題，而陳司機堅持自己的跑錶標準。為了證實誰是誰非，吳君於是要陳君將車停妥，兩人又叫了一輛〇四～七五四九號計程車，直駛汐止長安派出所。然後重新計表，循當初路線，重返永和戲院，結果跳表為一九二元。與陳司機差四元，也就是少跳了一次。吳君為了四元差距，不惜花了四百多元車資加以證明，然後告陳司機詐欺。陳司機向警方表示，他的車是二千二百西西，又是跑胎，與一般一千二百西西不同，況且一路上曾超車多次，路程自然稍多。而且最後一次跳表，是剛要停時跳的。警方認為詐欺證據，似有不足。」 　　其二：「板橋訊：一樁小小的違章建案，因為檢舉人鍥而不捨，於八年間，一共檢舉了四十次以上，致案情不斷升高。除承辦人員被處分外，連同附近的違建，亦可能被縣府拆除。本案檢舉人劉黃歆歆，於七十三年間，向臺北縣政府檢舉新店文化路三十一巷九弄二號一樓住民鐘君，利用法定空地，私自增加客廳、廚房、儲藏室等違章建築，請臺北縣政府依法取締。但臺北縣政府並未積極處理。七十七年開始，劉黃歆歆轉向臺灣省政府檢舉，而且將臺北縣政府及新店鎮公所經辦人員，也牽扯進去，指該違建能夠領到鎮公所的雜項執照，及其後面建築物非法擴大建築基地，系有關人員枉法包庇的結果。臺北縣政府調查：鐘君的房屋，系與附近十幢四十戶公寓共同使用一張建築執照，于七十年興建，七十一年完工，其中有一部份未按照核准配置圖樣施工。臺北縣政府發給使用執照，顯然不合規定。另鐘君違建，新店鎮公所發給雜項執照，亦與規定不符。因之責令新店鎮公所吊銷鐘君違建執照，及追究承辦人員責任，並通知新店鎮公所及新店員警分局依法查報。至於未按圖施工部份，因時逾十年，對當時法令，已無法重查，暫免追究（柏老忍不住插嘴，這鬼話說得幼稚，十年前的法令，向檔案夾子裡一探頭便知，怎麼會「無法」重查？明明鼓勵有錢大爺，只要瞞得久，拖得長，違法就成為合法）。由於臺北縣政府處理的太慢，處理的結果又不能滿意，劉黃歆歆仍不斷向臺灣省政府檢舉，共檢舉四十次以上。臺灣省政府最後的指示是：有關違建部份，應依法處理。未按圖施工部份，應由臺北縣政府依發照當時有關法令徑行處理。劉黃歆歆在檢舉書中強調，她不斷檢舉本案，是為了端正政風。臺北縣政府將來的措施，是否可以使她滿意，不再檢舉，猶在未定之天。」 　　前一則新聞刊出後，報上就有正人君子寫文，譏諷吳增忠先生「小題大作」「庸人自擾」「神經病兼莫名其妙」。後一則新聞在編輯老爺的標題上，可看出中國人的典型反應，標題最後兩行曰：「縣府與鎮所承辦人都被拖下水」「附近四十家違建戶亦跟著倒楣」。意思很明顯，承辦人都清白無辜，硬被劉黃歆歆女士「拖」到泥漿裡。而違建戶本來快樂非凡的，也硬被劉黃歆歆女士檢舉得無家可歸。咦，賊老爺正在小館大吃大喝，員警老爺可千萬別動手，一動手就是「拖」他下水，教他倒楣矣。 　　——寫到這裡，想起一樁房地產生意，吾友曹某某先生，于一九七七年間，在臺北永和市福和橋頭，定了一棟房子。落成之日，他不知道安分守己，竟請了一家建築事務所派人去量面積，這一量就倒抽冷氣，原來比圖樣少了好幾坪。建築商最初大跳大叫，又找些身上雕龍畫鳳的道上朋友，出來擺平。可是吾友硬是幹上啦，建築商平生還是第一次遇到這種不開竅的傢伙，只好自認「倒楣」，退錢了事。 　　這就教人想起另一個古老的故事，吾友孔丘先生，想當年困于陳蔡，餓的奄奄一息，附近有家觀光飯店，教弟子仲由先生去討碗殘菜剩飯。掌櫃的曰：「我寫一個字，你若認識，我就免費招待。」仲由先生曰：「我是聖人門徒，不要說一個字，就是十個字，都包下啦。」掌櫃的寫了一個「真」字，仲由先生曰：「這連三歲娃兒都知道，一個『真』字罷啦。」掌櫃的曰：「明明白癡，還說大話，小子們，給我亂棒打出。」仲由先生狼狽而逃，稟告一切，孔丘先生曰：「無怪你會挨揍，等我前去亮相。」掌櫃的仍寫一個「真」字，孔丘先生曰：「這是『直八』呀。」掌櫃的大驚曰：「名不虛傳，你的學問果然大得可怕。」酒醉飯飽之後，仲由先生悄悄問曰：「老頭，你可把我搞糊塗啦，明明是『真』字，怎麼變成『直八』？」孔丘先生歎曰：「你懂個啥，現在是認不得『真』的時代，你一定要認『真』，只有活活餓死。」 　　嗚呼，二十年代時，胡適之先生有《差不多先生傳》。四十年代時，美軍在成都有「馬馬虎虎俱樂部」。這正擊中中國人心窩，可能是在醬缸裡醬得太久的緣故，中國人不但習慣于「差不多」和「馬馬虎虎」，而且對認真的人，最初是驚訝，然後是嗤之以鼻，再然後說他是神經病；最後則索性恨他入骨，一口咬定他「小題大做」「百般挑剔」「惹事生非」；再最後，泛政治的帽子出籠，他遂成為「別有居心」的國家蟊賊兼社會敗類，只好追隨仲由先生後塵，活活餓死。吳增忠先生為了求證司機是不是詐欺，不惜花費大把銀子，這正是認真精神，每一個人都有此認真精神，計程車就永遠不敢搗鬼（柏老特別聲明，我並不認為司機搗鬼，停車前跳表，是常見的事）。劉黃歆歆女士以長達八年的時間（正是中國對日本侵略，焦土抗戰的時間），去維護國家法律的尊嚴，那更是認真精神，和因認真精神而延伸出來的，不向邪惡屈服，非把是非弄清楚的倔強精神。 　　吳增忠先生和劉黃歆歆女士，已為中國人立下一個榜樣——奮鬥的榜樣、認真的榜樣，這正是現代化所需要的基本態度。不妨瞧瞧世界，沒有一個強大國家的國民，是不認真的、不敬業的。只有落後地區，才會出現「和稀泥」。等到大多數中國人都有認真精神，中國才能夠邁上現代化富強之境。否則的話，再多的工廠，再多的高樓大廈，都沒有用，勢將一直停留在粗糙的泥坑裡，永遠不能進入精密軌道。 　　一個月之前，一位洋大人在臺北跌進排水溝，他向臺北市政府要求賠償，報上註銷新聞，柏楊先生就親眼看到有些朋友搖頭：「什麼話，什麼話，簡直是欺負中國人呀。」嗟夫，那不是欺負中國人，那是教育中國人，為中國人上了一課——怎麼去據理力爭？如果說四塊錢是小事，一間違建是小事，一個倒栽也是小事，則啥是大事？一個人在小事上都不敢堅持原則、擇善固執，反而譏諷堅持原則、擇善固執的人是好事之徒。溫柔敦厚遂成了懦夫的遮羞布，也成了認真的哭喪棒。遇到大事，他怎敢挺身！ 　　無論如何，別教孔丘先生再歎氣才好。「直八時代」讓它死到十八層地獄，代之而興的應是仲由先生的「認真時代」。如果再麻木不仁，悠悠忽忽，恐怕災難還要層出不窮，一直層出到大家都伸腿瞪眼。 　　——摘自《早起的蟲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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