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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禍當頭

中國人當然也夠頑強的，世界各國的華僑社會無不使當地的洋大人感到難以理解。不過，那都是上一代的人啦，到了現在這一代，隨著民族自尊心的墮落，好像不但不最難同化，反而最易同化矣。近百年來，中國對外來文化，似乎只有一條路，那就是進口之後，先行醬它一醬，把橘子醬成枳子，一直醬到適合中國特有的「國情」為止。於是乎洋大人有斑馬線，臺北也有斑馬線，不過臺北的斑馬不是保護行人的，而只供軋死護士小姐之用。洋大人有聖誕，臺北也有聖誕，不過臺北的聖誕不是骨肉團聚，而只供跳舞狂歡之用。洋大人有陽曆新年，臺北也有陽曆新年，不過臺北的陽曆新年不是休息慶祝，而只供寄賀年片之用。 　　賀年片應該是一種極有人情味的舉動，柏楊先生每年一定要寄。蓋工商業越發達，社會也越緊張，謀生也越不易，時間也就越是金錢。除了少數生有異稟的朋友，大多數小民都兢兢業業，東奔西走，馬不停蹄，從太陽東升跑到紅日西下，不要說休息啦，就是靜坐十分鐘想一想的時間都沒有。自然產生了一種現象，那就是，一個人的生活圈子逐漸縮小，除了工作上，也就是除了為賺幾個錢而必須接觸的那一小撮人外，很難心平氣和地找幾個朋友東南西北聊聊天、輕鬆輕鬆。做官的忙於逢迎鑽營，表演忠貞；做商的忙於軋頭寸，打算盤；做工的忙於擔挑拉抬，腰痛背酸；當教習的口幹舌渴；當文人的爬格紙能把鼻涕都抓出來；當權的每天提心吊膽，惟恐誰踢他的屁股。以致人頭亂鑽，人腿亂跑，正如元曲上說的：「密匝匝蟻排兵，鬧嚷嚷蠅叮血。」 　　於是乎，再要好的朋友，不要說遠到異國異地矣，縱是同在臺北市，也成了咫尺天涯，如果沒有特別安排，真能三年不通音訊，病了的固然不知道，便是出了車禍被軋斷了脖子，也不知道。而人是感情動物，疏遠得久啦，最老朋友間的友情可能慢慢褪色；半老朋友間的友情已經不太濃，說不定十年下來，會變成了陌生人矣；至於新交的朋友，好像妓女接待嫖客一樣，幾個月下來，更是無啥介事。 　　不知道從哪一年起，可能是一九五五年吧，寄賀年片成了一窩蜂。一個交際相當狹窄的小子，能一口氣接上三五十張。柏楊先生一向是人多地方不去的，每天除了上班，就是蹲在家時冒充老太爺，很少與外界來往，為這件事，老妻還一口咬定我完啦，她常曰：「你瞧人家張先生，天天跑處長公館，如今當上主任啦。」又曰：「你瞧那個姓趙的，走上部長太太的內線，就要去美國出席啥會議啦。」說得我心癢難抓。嗚呼，柏楊先生天縱英明，腿有黑痣，豈是沒前途之人？就決心也奔走奔走權貴之門。可是拍馬屁鑽路子這玩藝，和其他救國救民的大道理一樣，說起來容易，真的去幹，就不簡單。而且現在社會，圈圈差不多都是先天的，單純靠把頭削尖猛鑽，並沒有太大用處。夫先天的也者，最典型的莫過於同一訓練班，同一訓練學堂，或留美時同一個客柔撲。同學焉，教習焉，自然成為一個圈圈。於是東圈西圈，勇不可當，圈外之人，縱然把頭皮鑽破，頂多也不過鑽成「門神」，猛一瞧你在門裡，可是遇到風雨黑夜，大門一關，你仍然被關在門外。所以後來我也就不再鑽啦。我說這些，不是說我清高，誰要以為我清高，誰就大腦不清，蓋沒有圈圈的人永遠受到排斥，老妻雖程度甚低，見識倒並不甚低也。 　　一個人到了沒有圈圈的地步，真是孤苦伶仃，不過社會關係也順便地就單純起來。從前有人說，謝冰心女士寫作範圍是個啞鈴，一端是母親，一端是學堂，當中只被一條細線相連。柏楊先生的生活同樣也是一個啞鈴，一端是辦公室，一端柏府，當中不過一條馬路。然而，就是這麼一個可憐老頭，在那幾年過年時，都能接到七八十封賀年片，其他稍微有點架勢的顯赫人物，其賀年片之多，真要用洗腳盒裝也。 　　直接受賀年片之災的，有三種人焉：一曰秘書老爺的手，照冊猛抄，有時能抄三天三夜，關節都抄得脫了臼。一曰郵差先生的腿，身上背著一袋袋漠不相關的「大宗郵件」，腳底下都能跑出燎泡。一曰官崽的娘——不是他娘的胴體，而是他娘的耳朵，蓋接到該官崽賀年片的朋友，打開一看，開臺灣省罵曰「幹他娘」，則他娘的耳朵如不泡到涼水裡，真能燒掉。風氣所及，凡是有秘書而他又有權亂花納稅人錢的傢伙，把各機構單位的職工名冊，收集一份，不管大哥二哥麻子哥，不管人死了沒有，或離了職沒有，更不管認識不認識（當然不認識），只閉著尊眼教秘書老爺寫而寄之，這種賀年片，不叫賀年片，而叫幹他娘片。 　　（柏老按：一九七〇年代之後，社會層面加多，傳統的政壇是唯一重要層面的現象，逐漸退卻，成為重要層面之一，不再是唯一層面啦；但各種層面裡，圈圈仍在作怪，簡直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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