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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算老幾

陽明山第二次會談，有一個很特別的現象，那就是，文化界人士有之，教育界人士有之，理工界人士有之，獨沒有文藝界人士。眾生奔走互合，相對聳肩。一個真正的作家，對這種精彩絕倫的會談，興趣恐怕不太巨大。但對於文藝排斥于文化之外的這種氣質，則不禁毛骨悚然。千言萬語一句話，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大人先生都是清王朝遺老遺少的緣故，腦盤裡多少仍有清王朝那種船堅炮利、視文藝蔑如也的絕妙之思；不管平常怎麼嚷嚷，到緊急時，便現出原形。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德國魯登道夫將軍研讀《孫子兵法》之餘，曰：「我佩服中國人，但我佩服的是古代中國人，不是現代中國人。」嗚呼，現代中國人有啥可誇嘴的？武功不用談，文事貢獻又如何？常在報上看到，中國跟洋人國文化交流簽約，簽約結果是送給他們一部影印的二十五史，或一部什麼四部叢刊。這些書，縱是中國人，又有幾個看得懂的耶？（柏楊先生讀二十五史時，連斷句都斷不好。）把這種硬頭貨交流到外國去，跟把古希臘文的大作交流到中國來一樣，除了給郵局做一筆生意外，不知道還有啥用！可是，諸官崽卻固樂此不疲，好像中國文化，發展到十九世紀便「嘎」的一聲停住，二十世紀以後啥都沒有。縱是印第安人，恐怕都不能這般猛幹，而我們的官崽還得意洋洋哩，可謂一絕。於是不禁問曰：「為啥不把現代的文藝作品——小說、詩、劇本、散文等等——翻譯翻譯，大量送給友邦乎？」 　　然而，這似乎關係著一個時代觀念——文藝算老幾的觀念。從大學堂中國文學系的課程上，可看出一點苗頭。研究的全是一些古董，不是《詩經》，便是《楚辭》，和時代最接近的元曲，距今也有六百年之久，似乎六百年以後無文學焉。柏楊先生前曾建議把現在的中國文學系，改為「中國古代文學系」，而再設立一個「中國近代文學系」，除了研究古董之外，還研究新的產品。嗚呼，現代大人先生看不起的作品，再過六百年，恐怕又有人當經典拜讀矣，豈中國人天生的「崇古命」乎？此議無人採納，蓋理由再充足都沒有用，無權便沒有分量也。於是臺灣乃成為洋大人所說的文化沙漠。大官憤然反擊，拿出幾株古老的樹幹炫耀，其情之急，其心之虛，可憐亦複可敬。 　　現在這時代，學理工的最最吃香，其情形跟清王朝末年，簡直如同從一個模子裡澆出來的一樣。那時的大人物認為只要有鐵甲船和洋槍、洋炮，國家便會強盛。而今的大人物又是如此這般，也認為只要我們能設立一個原子爐，只要青年人都去當工程師，就前途如錦。小民不禁歎曰：第一流人才都去學理工，則只有第二流學文法學科的人，才去治理國家，這個國家能搞得好乎哉？ 　　文藝創作中，小說為首。從這個「小」字，可瞭解傳統士大夫對文藝是一種啥看法。中國所謂的「正史」，謊話多如牛毛。（例如，每個大頭目之生，必有其奇怪現象，不是謊是啥？）中國人不以為非，獨對文藝創作，卻認為是小說家言，荒誕不經。這當然是談得太遠，但歸結一句話曰：沒有文化水準的大人先生，迄今似乎非常得意地在故紙堆裡打滾，不敢正視一下文藝的價值。 　　陽明山會談的參與人士，都是一時的大小人物，自不用說。但其中如果有一位詩人在內，該是如何的氣氛，又該是如何的觀感也？官僚似乎只注意到有錢有勢的人，沒有注意到有影響力的人。老闆固然偉大，在他轄下，他開革你，你只有卷行李走路。但作家們的一冊書出，影響無限。金帝國皇帝完顏亮先生，讀到「十裡荷花，三秋桂子」，而欣然興投鞭斷流之志。林肯先生也是看了《籲天錄》，才注意到黑奴問題。似乎中國大人先生有點異樣。 　　臺灣綽號一直相當地多，文化沙漠僅是其中之一，從陽明山會談鳥瞰全島，金光閃爍，獨無墨水味，似可列入世界十大奇觀。 　　（柏老按：一九六〇年代，情形如此。想不到七〇年代，文藝起飛。八〇年代，文藝茁壯，把一些老頑固氣得要死。） 　　（柏老又按：中國原子科學之父孫觀漢先生，那時也參加陽明山二次會談，我們還不相識。想不到七年之後，他卻為我的入獄，而十年如一日地奔走營救，嗟夫。） 　　世界上哪種文字最難言人人殊，有人說日文最難，有人說中文最難，有人說法文最難，有人說俄文最難，大都是出於自己的感覺。如美國小學生認為英文最難一樣，主觀的成分多，客觀的成分少也。蓋難易在於比較，一個人怎能同時把世界各種文字都弄得通耶，只好各人堅持各人的意見。 　　不過，凡是無法比較之事，都可借觀察而得，我們雖不能爬到木星上和火星上用尺量量，看誰最大，但坐在望遠鏡前仔細地瞧上一瞧，其答案總差不太多。文字難易問題，亦可用此法判斷。嘗見美國小孩，進學堂讀了三年五載，便可寫出通順的文章，一到初中，簡直洋洋灑灑，長篇大論。反觀中國，不要說小學生寫不通一封信，便是大學生，能寫得通信的，有幾人載？（柏楊先生這話不作抬杠之用，蓋抬起杠來，我也可挑出數名青年，文字硬是第一。）以致發生有些大學生寫情書時，都不得不請人代庖的奇異現象。 　　於是，專門靠搞中文吃飯的老學究有言曰，那是他們不肯用功所致。乃開出一張書單，上有《墨子》、《莊子》、《論語》、《史記》等等。又曰，讀熟了那些，包管可通。嗚呼，即令讀熟了那些，也不可能通。何況根本無法讀熟乎？從前的中國知識份子，可以把一生精力都斷送到辭藻章句裡，而今不行，啦，他還要搞數學、搞化學、搞物理，搞普通人一看頭都要發昏的其他高深玩藝。文字不過是一種工具，而不再是唯一的目的，哪有那麼多時間往裡鑽乎哉？ 　　無論如何，中文大概至少比英文難。中國人學英文，只要稍微專心一點，就能說能寫；而洋大人學中文，給他二十年、三十年時間，都很難揮筆如飛。非不為也，是不能也。柏楊先生說這些，不是提倡打倒中文，祖宗給我們這些遺產，我們只有接受，不接受不是形同叛徒乎？同時，萬一中文打倒，柏楊先生以賣中文為生，豈不是要活活餓死？而是，我們必須有勇氣承認中文是一種難學的文字，然後求其易學之道。用古老的那種讀經讀史方法，用現在流行的那種讀文選讀課本的方法，徒謀殺學生的精力和時間。洋大人學堂沒有「國文」，而唯讀《湯姆歷險記》，中國學堂為啥不可讀《紅樓夢》耶？ 　　洋大人要想中文好，跟中國人要想中文好一樣，事半功倍的唯一方法，是看文藝作品，可使其在和諧的和興趣盎然的舒服韻味中，得到益處。凡是喜歡看小說的朋友，文字都可應付，而現代教習卻視學生看小說為大逆不道，每每沒收之而自己偷偷地看，你說他滑稽乎，抑說他有本領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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