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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偷

要說張克明先生的惡性重大，似乎也不見得，我以為他主要的錯誤是沒有把「偷竊」和「強盜」的定義弄清楚。當賊的第一要義是逃跑，而不是抵抗，挺著大肚子的女主人發現了高聲大叫，只有拔腿狂奔的份兒，豈能把她殺死乎哉？偷竊的主要目的是要在和平的方式下，神不知鬼不覺地攫取別人的財物，此處不能下手，可妨再換一家，不必死心眼擇善固執，非馬到成功不可。 　　臺灣的賊先生有一點不但和大陸不同，也和世界其他各國不同，那就是，黑社會過於淩亂，沒有較大的頭目作他們的靠山，因之也是各自為政，單獨作戰，連一點職業道德都不講。大陸上的朋友，有四不偷，曰「文人不偷」，曰「員警不偷」，曰「巨官不偷」，曰「寡婦不偷」。如果犯了這四不偷，不但要倒楣，而且也被同行看不起。這種道德規範有它的道理，分析起來，文人一個比一個窮，即令勉強可以溫飽，又能有幾文錢乎哉？而且正因為他窮，往往視錢如命，說不定為一條褲子和你死拼，利未免太小，而危險未免太大了矣，君子之偷不為焉。對寡婦也是如此，惻隱之心使然，也是一種至高的情操。 　　不偷員警和巨官者，也是因為危險太大。三作牌先生不用說啦，你在太歲頭上動土，他焉能不拍案而起，尾追到底？巨官之家，雖然有的是金銀財寶，可是他一旦大發虎威，限期三天破案，三作牌一急，凡是賊先生都抓而修理之，同行之間，恨都把你恨死矣，還能饒了你乎？ 　　然而臺灣的賊先生卻是各人跑各人的單幫，管你是誰，老子偷了再說。據估計臺灣的職業小偷，不過一二百人而已。凡是職業小偷，警方都有案可查，必要時可以一網打盡。但糟糕的是，業餘的賊朋友太多，多到無法勝數。不妨以「作家」為例，臺灣誰是作家乎？誰都不是，不是國大代表，就是大、中、小學教習，再不然就是公務人員，偶爾興起，寫上幾篇文，出上幾本書。如果有人調查，凡是作家每人發八百噸黃金，作家會比蟑螂都多。如果頒佈命令，凡是作家，一律五十大板，恐怕每位都有基本職業，寫文出書，不過玩票而已。嗚呼，正因玩票太多，萬事都搞不好，賊案也因之難破也。 　　記得有一個故事，一九一〇年，我在京奉鐵路作三個月的見習，奉天有兩個車站，一為中國站，一為日本站。我的一個朋友在日本站做事，他父親從關裡前來投奔，找錯了地方，找到中國站，天色已黑，老頭人地生疏，急得抓耳搔腮。我正好碰上，就代他打電話尋找，那位朋友偏偏被日本人派到大連出差去矣，我就把老頭請到宿舍，安頓到一個空著的床鋪上。同事聽說是我的長輩，那時還有古風，因之對他十分尊敬，工友也特別伺候。想不到睡到半夜，工友把我喚醒，原來他的一個金戒指丟啦。他說他在洗臉時，把戒子脫到窗臺上的。問他記得洗過臉後，有誰進去的乎，他說是該老頭，並且指控曰：「一定是他拿的。」這問題就大啦大啦，疑心客人偷東西，歷史上似乎還無前例可援。 　　結果工友報告科長，科長考慮了很久，認為老頭嫌疑最大，乃在向我保證絕不損害他尊嚴的前提下，加以搜索。我曰：「你要搜不出來哩？」科長曰：「我自會下臺。」乃把大家集中起來，宣佈失竊之事，然後提議為了洗刷清白，每人身上、床上，都要加以檢查，有人曰：「科長和客人應該除外。」科長曰：「我也不能除外，而且我敢說客人也不願除外，老先生，你以為如何？」老頭臉色鐵青曰：「先檢查我好啦。」如此這般，到了後來，從他褲表口袋裡把戒指找出，我立刻躲到房子裡。如果換到現在，偷點東西算啥？根本不會在乎。可是那時到底年輕，覺得不是滋味，主要的還是因為他屬於「老伯階級」，長一輩的人豈能幹出這種低級的事？科長一面向老頭安慰曰：「一定是拿錯啦。」一面派人防他自殺，據說老頭一夜睡不安枕，天才拂曉，他到我床前告辭，我結巴曰：「真對不起，我不招待你就好啦。」你猜他怎麼回答？回答得之妙之奇，能把天下所有寫小說、寫劇本的朋友氣死，他曰：「賢侄，你不知道，財帛動人心呀。」 　　臺灣目前多的是這一類的賊先生，他在後門經過，看見院子裡掛了一套西服，乃弄一根竹竿挑而走之。看見你前門偶爾忘掩，就進去逛逛，碰到主人，說是找朋友，碰不到主人，就順手牽羊。一副臨財苟得的面孔，既沒有組織，也沒有幫會，只出奇兵制勝，員警對之也無可奈何。其實，幸好員警對之無可奈何，他不過跑跑單幫，如果員警對他有可奈何，反而糟糕。蓋看守所也好，職訓總隊也好，似乎是一個「犯罪大學堂」，該大學堂裡，專家如雨，學人如雲，一個本來只會跳牆的單幫客，到該大學堂鍍金，用不了一個月，開鎖焉、玩撲克焉、跑檯子焉、白撞焉，十八般武藝，至少學會十般，而且又有了師兄師弟，敮血為盟，由單幫進入會幫矣。等到第三次入獄，再學若干武藝，又結識了若干朋友，於是，一看臺北風緊，遂投奔台中阿豬阿狗，一看臺中風緊，再投奔高雄張三李四。看守所和監獄是一個滾雪球的所在，使得賊先生越滾神通越大。 　　每一個開始做賊的人，都是可以原諒的，社會上有逼他們做賊的因素，像柏楊先生，迄今天寫這篇大作時止，還沒有過做賊的行為（做賊之心則早有之矣），可是一旦老妻幼孫挨餓受凍，我敢光榮地保證，絕不學顏回先生，而非下手偷點啥不可。活下去是天賦的本能，應受最高的尊重。問題是，一個賊先生如果突飛猛進，成了慣竊，則往往非偷不樂，俗雲：「討飯過三年，皇帝都不幹。」蓋得來容易，別人辛辛苦苦十個月，才買一套西服，他只要一伸手就行啦。天下有比這更美麗的事乎？臺灣的法院對慣竊的科刑未免太輕，而且先判「感化」，在法理上我們說不贏有學問的人，但事實上卻是越感越化。真應該調查一下人過獄的賊朋友，只要有三進三出的資格，用不著考試，就發給他一張「賊崽大學堂」畢業證書，准沒有錯。 　　（柏老按：到了一九七〇年代，賊先生的日子便沒有這般美好，除了本刑，還有從刑——強制勞動七年，而且還可以再延長四年，十一年之久，葬送在監牢之中矣。問題是現在的賊先生似乎更多，怪啦。不過一九八 〇年代的賊先生，不再偷西裝，而偷電視機、錄影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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