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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說文》：「史，記事者也。」 　　有國史，有野史。國史載累朝實錄，贍而不穢，詳而有體，尚矣。野史記委巷賢奸，山林伏莽，自漢唐以來代有其書，大抵皆朽腐之談，荒唐之說居多。求其一二標新領異，據實敷陳，堪與國史相表裡者，吾則重有取于黃子之《嶺南逸史》雲。 　　夫文章之道，貴乎變化。變則生，生則常新而可久。《逸史》者，離奇怪變，蓋不知其幾千萬狀也。即女子也，而英雄，而忠孝，而俠義，而雄談驚座，智計絕人，奇變不窮，抑亦新之至焉者乎？且予嘗南游永安矣，見夫一門三孝坊石，猶巋然存也。西至羅旁，過九星岩，擊石鼓，淵淵有聲；登錦石，誦屈子銘，其所表見皆不虛。夫豈無《幽明錄》、《搜神記》詼諧詭怪足動觀聽者？然而不近人情，莫能征信，識者笑之。安所得如《逸史》者之千變萬化而複無事荒唐也！使其付之梨棗，傳之其人，知必有以吾言為不謬者。故序之。 　　時乾隆甲寅之蒲月五日，西園老人題于雙溪之草堂。 　　花溪逸士者，余叔也。窮居武陵山中，孟夏日長，振筆作《嶺南逸史》。越數月而成，以示餘，且囑序焉，餘拜而受之。始餘與逸士，數同塾，年俱少，負意氣，以舉子業為急急。當是時，二人者，風雨雞窗，昏黃月旦。廣搜縱取，互為吐納，以相砥礪，極日夜而不休。既屢見黜於有司，卒以自困。而乃搜羅今古，旁究百家，舉凡忠孝貞廉、文人女子，與夫人心風俗之邪正，山川形勝之怪特，莫不參互而詳考之。嗟呼！此《逸史》之所為作也。 　　夫史者，所以補經之所未及也，而逸史者，又所以補正史之所未及也。經為聖人手訂，亙萬古而不易。史則自左氏班馬以外，不少概見。雖以韓子之賢，猶辭不就職，蓋亦有難言者乎？逸史者，固無史官拘攣之責，而樂得行其遊放不羈之氣，以成就其逸也。然獨眷眷于粵何哉？逸士已不為用，思有以自見。粵為靈奧之區，山海甲於天下，耳目之所常經，譜乘之所備載。而羅旁、水安間，瑤壯紛遝，事蹟較多荒略，故三致意焉。於是編其簡次，成如千卷，始明神宗，迄於某年，而自署其上曰《嶺南逸史》雲。 　　今日者，餘年凡四十矣，家故貧，且好遊，回首蘧廬，碌碌無可稱道。以視逸士之闡微顯幽，褒貶予奪，托之裨官以垂不朽，其為人之同不同何如耶！逸士詩文甚富，嘗苦知音者鮮。無事乃旁遊其意，涉筆是史，然以質之海內而好古之士。覽其佈局、運法、立意、命詞，波詭雲譎，結構精嚴，以補正史所弗及，懲勸善惡於將來，亦可恍惚以見其一斑也夫。 　　時乾隆癸醜中秋，月醉園狂客謹志。 　　《逸史》者何？花溪逸士所著也。花溪逸士者何？余之友耐庵也。其曰嶺南者何？詳其地也。蓋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奮於予奪功罪之中。見夫善惡顛倒、美刺混淆，致使奸豪得藉以為資而起，而憤時嫉俗，往往寓其褒貶。然則，非史之必出於逸，殆因逸而始托于史，故孔子作《春秋》、司馬作《史記》，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 　　逸士自少寢食于古，窮奇索隱，上窺姚姒，下逮百家，與夫所曆山川之險怪，治亂之興衰，靡弗博聞強記，以自得於風雨晦明之外。其發為文章，豪宕自雄，勃勃有奇氣，知所憑藉其厚。比雖見抑有司，困厄閭裡，猶肆搜羅，為書之癖，鬱其所蓄，思征試其才，遂取水安、羅旁遺事，綜其始終而予奪之，若者宜勸，若者宜懲，而《逸史》於是乎以成。 　　嗟乎！使其得用於朝廷，而其才豈不足以顛倒天下士歟！奈何長自寤歎，而為逸者之史？徒以彰善癉惡之懲，權托諸空言以自見。惜哉！雖然，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面目異形，窮達殊致。而能取諸懷抱，吐其蓄積，微而顯，臧而達，俾賢者熏而善良，不肖者姓名畏知，可以少補麟經漢史者，抑亦聖人之徒也。又何必印累綬若，而始成其不朽之良史哉！ 　　嗚呼，逸士亦人傑也哉！ 　　歲在甲寅蒲月中浣，琢齋友人張器也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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