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_盛世危言

鄭觀應簡介

　　 1842年

　　生於中山三鄉鎮雍陌村。

　　 1873年

　　受聘擔任太古洋行輪船公司總理，並在牛莊、上海等地開設商號、錢莊，成為買辦商人，撰寫《救世揭要》。　

　　 1881年

　　受命創辦上海電報分局，任總辦，次年正式脫離太古輪船公司，結束買辦生涯。　

　　 1884年

　　積極主張抗擊法國侵略，冒險到西貢、金邊、南洋等地探察敵情，並組織運送軍隊、軍械赴臺灣。

　　 1894年

　　在《易言》基礎上完成5卷本《盛世危言》，正式出版。

　　 1922年

　　病逝於上海，次年夏，遺骨遷葬於澳門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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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觀應(1842.7.24—1922.5/1921.6.14？)，本名官應，字正翔，號陶齋，別號杞憂生、慕雍山人、待鶴山人。廣東香山（今中山）人。父親鄭文瑞是一個無功名的讀書人，在家鄉設帳授徒，並督促鄭觀應習帖括之學。咸豐八年（1858年），應童子試未中，即奉父命遠遊上海，棄學從商，在任上海新德洋行買辦的叔父鄭廷江處「供走奔之勞」。次年，由親友介紹進入上海一流的英商寶順洋行任職。同年冬，被派赴天津考察商務。十年（1860年）返回上海後掌管洋行的絲樓，並兼管輪船攬載事項。同時進入英國人傅蘭雅所辦的英華書館夜校學習英語，並對西方政治、經濟方面的知識產生了濃厚興趣。

　　同治七年（1868年），寶順洋行停業，鄭觀應轉任生祥茶棧的通事，並出資合夥經營公正輪船公司。十二年（1873年），參與創辦太古輪船公司。次年，受聘為該公司總理之職並兼管帳房、棧房等事，鄭觀應著手在長江各主要口岸開設了商務機構和金融機構，太古船運生意頗為紅火。鄭觀應同時還投資于實業，先後參股於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上海造紙公司、上海機器織布局等企業，並納資捐得郎中、道員銜，與李鴻章等洋務派大員也交納日深。

　　光緒六年（1880年），編定刊行反映他改良主義思想的《易言》一書，書中提出了一系列以國富為中心的內政改革措施，主張向西方學習，組織人員將西方國富強兵的書籍翻譯過來，廣泛傳播於天下，使人人得而學之。並主張採用機器生產，加快工商業發展，鼓勵商民投資實業，鼓勵民辦開礦、造船、鐵路。對華洋商稅賦不平等的關稅政策表示了強烈的不滿，主張「我國所有者輕稅以廣去路，我國所無者重稅以遏來源」的保護性關稅政策。鄭觀應在《易言》中還大力宣揚了西方議會制度，力主中國應實行政治制度的變革，實行君主立憲制。

　　光緒四年（1878年），直隸總督李鴻章劄委鄭觀應籌辦上海機器織布局。六年（1880年），正式委派鄭觀應為織布局總辦，旋又委鄭觀應為上海電報局總辦。八年（1882年），鄭觀應與太古洋行聘期屆滿以後，正式脫離太古，接收李鴻章之聘，出任當時幾至不能維持的輪船招商局幫辦。上任伊始，即擬「救弊大綱」十六條上呈李鴻章，從得人用人、職責相符、賞罰分明、增加盈利、降低消耗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建議並付諸實施。對外為制止太古、怡和洋行的削價競爭，鄭觀應親與二洋行交涉簽訂了齊價合同。由於他的內外治理，輪船招商局的營業額和股票市值大幅提高。九年（1883年）十月，李鴻章擢升鄭觀應為輪船招商局總辦。

　　光緒十年（1884年），中法戰爭爆發，鄭觀應自薦並經王之春推薦，粵東防務大臣彭玉麟調鄭觀應前往廣東，總辦湘軍營務處事宜。彭玉麟與兩廣總督張之洞籌劃襲擊法軍糧草儲存地西貢，派鄭觀應潛往越南西貢、柬埔寨金邊等地偵察敵情，並謀聯絡南洋各地人士襲擊法軍。回到廣州後不久，法國艦隊進攻臺灣，鄭觀應建議與法軍決戰，並條陳作戰建議七條。旋被委任辦理援台事宜，鄭觀應隨即去香港租船，向臺灣運送軍隊和糧草彈藥。

　　于此同時，鄭觀應被織布局案和太古輪船公司追賠案所纏繞。前一案是由於中法戰爭期間上海市面銀根抽緊，股票大跌，使織布局外放之款收不回而出現虧損，經元善等受清政府委派來清理局務，發現總辦龔壽圖有挪用公款的行為，而龔壽圖卻攀誣鄭觀應經營不善，鄭觀應只得墊出兩萬金了結此案。後一案由于鄭觀應離開太古時所推薦的繼任者楊桂軒經營不善，挪用公司款項，致使太古公司損失十萬餘元，太古援引保人虧欠有償還義務的法律，將鄭觀應扣留於香港追索賠款。經過這兩件案子，鄭觀應已是心力交瘁。光緒十年（1884年）十月十三日，他在給盛宣懷的信中感慨道：「年來命運坎坷，事多拂逆。以致上司朋友責于外，父兄妻子怨于內，進退維谷，申訴無門。惟今身敗名裂，不足取信於人，雖到處乞憐，終難應手。」於是退隱澳門，寄情山水，將全幅精力用於修訂重寫《易言》，直至光緒二十年（1894年），一部體現他成熟而完整維新體系的《盛世危言》終於殺青。

　　《盛世危言》貫穿著「富強救國」的主題，對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實可行的方案，給甲午戰敗以後沮喪、迷茫的晚清末世開出了一帖拯危于安的良藥。洋務幹將張之洞讀了《盛世危言》以後評點道：「論時務之書雖多，究不及此書之統籌全域擇精語詳」。「上而以此輔世，可謂良藥之方；下而以此儲才，可作金針之度」。

　　《盛世危言》在政治方面超越同時代其他思想家的是，提出了在中國實行君主立憲的議會政治；這一思想早在《易言》中已經表露，在《盛世危言》中更是張大之。他認為「專制政體利於官，利於外人耳。利於官者，借壓力以剝削百姓；利於外人者，借官力以壓迫百姓。」竭力主張速行君主立憲，針對清政府在這一問題上的頑固和強硬態度，以及英國、日本實行君主立憲後的成效，鄭觀應憤憤說「猶謂議院不可行哉？而猶謂中國尚不亟行哉？噫！傎奕！」並主張賦予議會以「攬庶政之綱領」之權。為了君主立憲能順利推行，鄭觀應還提出了一系列與之配套的內政改革，主張廣辦報紙，以使下隱可以上達，並對大小官員起輿論監督作用，以勸善懲惡，興利除弊。主張改革官員選拔制度，官吏應由民選產生，淘汰冗員和年老讓賢。「延聘名師，廣開藝院」。認為要國強必須重視西學，發展教育，注重掌握西方天文、地理、人學的新式人才的培養，他說按古今中外各國立教養之規，奏富強之效，厚本首在學校，「藝院日多，書物日備，製造日廣，國勢日強」。主張大力翻譯西方書籍，改革科舉考試，增設格致、電子、醫學等新科目，錄用精通西學的人才。

　　在經濟方面，鄭觀應提出了著名的「商戰」理論。他認為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目的是要把中國變成他們的「取材之地、牟利之場」，遂採用「兵戰」和「商戰」的手段來對付中國，而商戰比兵戰的手法更為隱密，危害更大，所謂「兵之併吞禍人易覺，商之捭可敝國無形」。主張「西人以商為戰，……彼既以商來，我亦當以商往」。既然「我之商一日不興，由彼之貪謀亦一日不輟」。只有以商立國，以工翼商，「欲制西人以自強，莫如振興商務」。

　　該書一出，朝野震動，各界人士紛紛爭閱，求書者絡繹不絕，以致一印再印仍不敷需求，甚至科場考試也常以書中所談時務為題目。禮部尚書孫家鼐將該書推薦給光緒皇帝，光緒讀畢嘉歎不已，詔命分發大臣閱讀。該書思想不僅影響了當時的思想界，而且惠及後世，如康有為、孫中山即頗受該書影響，毛澤東年輕時也經常閱讀《盛世危言》。

　　光緒十七年（1891年）三月，鄭觀應蟄久思動，自請盛宣懷舉薦，由李鴻章委任為開平煤礦粵局總辦，負責購地建廠，填築碼頭。第二年李鴻章再度委任其為招商局幫辦，整頓經營不景氣的招商局，入局伊始，鄭觀應即與最大競爭對手太古、怡和洋行再簽齊價合同。並擬出《整頓招商局十條》，旋又作《上北洋大臣李傅相稟陳招商局情形並整頓條陳》十四條，內容涉及到開源節流及具體經營方略。十九年（1893年），鄭觀應微服尋視長江各口，瞭解各分局利弊情形，調查怡和、太古在各地的經營情況，後又巡視汕頭、廈門、福州、浙江、天津各分局。中日甲午戰爭前夕，鄭觀應上書清廷說日本人將偷襲清軍，開戰後，又多次上書提請防備日本奸細、採取不准日本人使用電報密碼等措施，報告日軍運送軍械的情況，決定將招商局部分船隻撥作軍用以運送人員軍械。日軍攻佔東北後，鄭觀應等將招商局輪船20艘「明賣暗托」于德、英等國洋行，掛外國旗照常行駛，並上《條陳中日戰事》，反對向日本乞和。戰爭結束後，鄭觀應將輪船全部收回，並堅決反對《馬關條約》。

　　二十二年（1896年）五月，張之洞委任鄭觀應為漢陽鐵廠總辦。次年元月，兼任粵漢鐵路總董。五月，由輪船招商局幫辦改稱為會同辦理。二十五年（1899年）十月，又兼任吉林礦務公司駐滬總董，廣招股份。李鴻章死後，繼任北洋大臣、直隸總督袁世凱將輪船招商局和電報局奪為己有。鄭觀應離開招商局，應廣西巡撫王之春之邀去桂，署理左江道，同時兼辦粵漢鐵路工程局務並粵漢鐵路購地局總辦，旋因王之春被革職而去職赴粵，參與收回粵漢鐵路路權的活動。任廣州商務總會協理。三十二年（1906年）三月，被廣東商民推舉為廣東商辦粵漢鐵路有限公司總辦，主持募股集資工作，旋因「守制」去職。宣統元年（1909年），三入招商局任董事，負責招商局商辦去商部註冊之事。次年，盛宣懷任命鄭觀應為會辦，全權委託鄭觀應整頓商辦以後的輪船招商局，再度出巡長江各口岸局務。武昌起義爆發後，鄭觀應自川回滬。

　　民國以後，鄭觀應傾主要精力辦教育，並兼招商局公學住校董事、主任、上海商務中學名譽董事等職。十年（1921年）四月，鄭觀應致書招商局董事會，請求辭職退休。一年後，病逝於上海提籃橋招商公學宿舍。

(鄭觀應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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