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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家的幾個孩子拖家帶口，陸陸續續地回來了。平日寂寞的小院，一時間喧嘩了起來。隔壁左右遠遠近近的一些老頭老太太和他們的子女們也一撥又一撥地過來看熱鬧。第一代人說著第一代人的話，第二代人聊著第二代人的事，第三代人忙著第三代人的活－－儘管一個個人高馬大了，他們湊到一起，依然是嬉笑打鬧，玩一些孩子們的遊戲：甩撲克，打遊戲機，開很大音量地看動畫片，或湧到電腦前調出當前最走紅的流行音樂聽。
趙家幾個孩子，除了西平之外，大都過著本本份份的生活。其實就是西平，也沒做過什麼大惡事。在起起落落十幾年之後，現在也找了一家旅遊公司規規矩矩地打起工來。當初「燒包」的時候，其實也只是跟著人家真正的大款起哄，最多只能算是一個大馬弁而已。那華屋是租的，交不起租子就退掉了。香車是人別抵債的，等他欠別人債的時候，又抵給了別人。北定說過，咱們趙家人，哪是做生意的料呢？跟咱爹一樣，一輩子給別人打工的命。如今，北定吃著一份微薄的養老金，幸虧還有老爹的一份工資和一份保姆費撐著，要不然，連房子都沒得住的。南進在深圳倒是有一份穩定的工作，那企業是臺灣人的，做電器。那老闆的父親據說是一九四九年逃到臺灣的一個老兵－－那是一個真正的老大頭兵，一點銜兒都沒有。到了臺灣靠給人家擦皮鞋才活了下來。兄妹們常開南進的玩笑，說咱們老爹將別人的老爹打得到臺灣擦皮鞋，現在輪上你給人家兒子擦皮鞋了。南進一臉無奈地說，怎麼辦呢？給人家擦皮鞋，人家給錢，給的錢比你共產 黨多。以往一說到這類對黨不恭不敬的話，老人都會立即破口大駡的。再早一點，孩子們的言論哪怕只是有點落後，有點消極，都要受懲罰的。中欣記得，南進上中學那會兒，父親問他交了入團申請書沒有。因為南進對班上那幾個團支委看不慣，剛嘟嘟了一句「我才不入他們那個臭團」，話未落音，就挨了父親一耳光，緊接著又被父親狠狠訓斥了四個鐘頭。南進說，自他懂事以來，父親和他說的話全部加起來，還沒那一天的多。大家拿南進開玩笑的時候，南進便將戰火引到了東勝身上。南進說，咱們好歹還是給咱中國人打工，咱們哪比得人家上東勝啊，越洋過海，跑去給美帝國主義打工呢，還上趕著要成為美帝國主義的人呢！東勝馬上說，咱爸一輩子緊跟党和國家領導人，咱們年紀輕一點，只能緊跟党和國家領導人的後代啦。人家在那兒還不光是打工，是真真切切地當了美帝國主義的資本家了，給美國政府納稅呢。西平說，還是咱北定姐立場堅定，堅決只拿黨給的六百大毛不動搖。
說這一類話的時候，中欣的父親常常是一臉的木然。然後起身獨自離去。
每當這時，就有人說，老爺子又不高興了，以後別當著他說這些了。可是下次，說著說著，又不知道什麼地方會戳痛了老爺子的心。
有時候，老爺子也想加入子女的聊天。這一點，中欣早就感覺出來了。可是老爺子總是剛想說什麼，又咽了回去。許多年來，他和兒女們只說一套語言。如今這麼一把年紀了，想換換還真難。
和孫子輩們就更說不上什麼了，他們說喬丹，說蓋茨，說美國大片，說世界盃歐洲杯南美解放者杯，說名牌鞋，說搖滾說美國鄉村音樂，嘰哩哇啦的洋名一串一串聽都聽不過來。他們不再聽老人講的古老故事。有一次，電視裡面在放一部老影片，一個小戰士正在向連長表決心。聽著那不太標準的帶著濃重東北口音的普通話，他們一起哄笑了起來。而這類豪言壯語，中欣他們小時候每次都聽得都熱血沸騰，淚光閃閃。看完電影回來，還要寫日記寫感想。現在的孩子們卻在天真無忌地嘲笑著老人的歷史。
大家的這些不敬之言讓老人又恍惚又尷尬，中欣甚至覺得大家有點故意，仿佛是要對老人多年來至高無尚的權威進行挑戰和報復，有意拿老人的神聖來開玩笑，心裡漸漸地不安起來。
今年，大家像商量過一樣，只要老爺子在場，都不再說那些讓他難堪的話，只是聊一些很瑣碎很日常的事，屋子啦，家俱啦，收入啦，身體啦，孩子的學業和前途啦。更多的時候，大家是一起回憶童年。從電視裡的一首歌，到桌上的一粒飯。從家裡的一個舊物件，到一句都能心領神會的話語。這一切，都能扯出一串一串的昔日生活。老爺子每到這會兒便會表情很豐富地聽著。偶爾眼睛紅了，便裝作吃零食上廁所或平白無故地喊叫一聲哪個孩子，以遮掩一下。
在中欣家幾個孩子拿父輩的神聖開玩笑的時候，可可家的兄弟姐妹們也開始了對父親的追問。
八十年代以後，可可父親的一些海外親友故舊部下學生陸陸續續回大陸來了。他們有的在臺灣做了高官，有的在香港成了富商，有的在歐美謀得了一個很體面的職業。連最不濟的，也過著比大陸富裕安逸得多的生活。特別是他們的下一代，都跟可可他們差不多的年紀，但早已是一些歐美名牌大學的碩士博士，去過世界上任何他們想去的地方，有一份收入很可觀的工作。而洋房小車一類，對他們來說，幾乎應該是與生俱來的。他們中的有些人說，上中學時，他們就有自己的車了。而當時可可家還有幾個孩子一起擠在父母親那套六十多平方的房子裡，最小的弟弟連個正式工作都沒有……從那些海外親友與父親的談話中他們得知，父親當時也是可以走的，因為父親和空軍的關係，父親甚至可以將全部家眷帶走。但父親卻留了下來。孩子們不無責怪地問，你為什麼不走？可可記得父親沉思了很久，說，我要說了，你們又會說我被共產 黨洗了腦。我可以很認真地說，那個時候，共產 党不喜歡國民黨，許多知識分子也不喜歡國民黨。這就是為什麼有那麼多人留了下來。一是離不開家鄉，二是希望等待一個更好的社會。我們那時候已經很關注共 產黨的主張了，我們也讀共產 黨的報紙，讀毛澤東的《論聯合政府》，《新民主主義論》，我們贊同他們的民主自由理論，覺得他們比國民黨的專制獨裁要好，比國民黨的貪污腐敗要好。
孩子們又問，你現在後不後悔？
父親說，也後悔過。後來想，後悔做什麼？是你自己選擇的，你想做一個有操守的人，你付出了代價，這就是得失相當。你們想，那個時候，一個飛機座位是要十幾根金條來換的。我們全家老老少少上十個座位，一百多根金條我都不後悔，還有什麼值得後悔呢？要說後悔，我倒是很替共產 黨後悔，讓那麼多真心實意想為國效勞的人傷了心。
據那些海外親友說，可可的父親不但自己留了下來，還將許多寶貴的測繪資料也留了下來。那些資料為新中國的建設贏得了時間，也節省了大量的資金。為此他還冒了很大的風險。
在可可的印象中，父親和岳父在他們極其不同的人生軌跡中，有兩段時間是很相似的。一是五十年代中期，他們都沉浸在一種建設的熱情中，他們從不同的方向走來，走到同一個舞臺上。父親在結束了戰亂，脫離了一個他厭惡的政府之後，希望用他的知識，專心專意為國家作一些工作。岳父則是以一個勝利者的身份，脫下戰袍，拂去硝煙，大刀闊斧地建設自己打下的這一片江山。可可至今還記得，1956年的一天，父親回家時的那種興奮之情，他連說話的音調都變了。父親說他見到毛主席了，毛主席到了武漢，召集知識分子開了一個會，說要掀起一個建設祖國的新高潮了，說中國的知識分子要大有用武之地了……另一段時間是文革，這兩個完全不同的人都在挨鬥，都在認罪，都在痛駡自己。一個說自己是國民黨的殘渣餘孽，是勞動人民的罪人。一個說自己是叛徒工賊內奸的應聲蟲馬前卒，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在黨內的代理人是反對毛主席的罪人……當他在岳父家看到那一摞摞與父親曾寫過的一模一樣的檢查時，心底湧出了一種莫名的荒誕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