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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〇


  【我想告訴讀者一點什麼】

  ——代後記

  一

  《黃河東流去》這部小說,上集完成於一九七九年六月,下集一直拖到一九八四年春天才寫完。這中間經歷了五年時間。其中原因,一是中間我寫了幾部電影;二是由於身體不好,還有一個潛在因素是:我仍在思考。當我開掘到中國農民的家庭、倫理、道德、品質、智慧和創造力這個主題時,我發現這個礦井不單是儲藏有煤,它還有金、銀、銅、鐵、錫,甚至還有鈾。因此,我把創作的進程放慢了。

  這部小說的故事,寫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國,當時的國民黨政府扒開了滔滔黃河,「以水代兵」想以此來抵擋日本侵略軍。結果卻淹沒了河南、江蘇、安徽三個省四十多個縣,一千多萬人遭災,一百多萬人喪生的空前巨大的浩劫。而受難的人,極大部分是農民。

  在這部長篇小說中,我不想過多地評判肇事者的責任。不管蔣介石也好,東條英機也罷,歷史已經對他們作出了最公正的審判。我寫的主要是這場浩劫的受害者——「難民」。因此,這本書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一本描寫「難民」的小說。

  在當今世界上.難民問題是個十分突出的問題。難民的人數是相當驚人的。不管是流離失所的巴勒斯坦難民,還是四處流亡的阿富汗難民,不管是在黎巴嫩帳篷裡的難民,還是在泰國邊境棚戶裡的柬埔寨難民,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他們沒有「家」了。

  幾千年來,農民總是和他們的「家」聯繫在一起的。他們的土地、茅屋、農具和牲畜,構成了他們獨特的生活方式,從而產生了他們特有的倫理和道德。但是,當他們的田園被淹沒,家庭被破壞,變成了一群無家可歸的流浪者的時候,他們會怎樣呢?他們的倫理觀,道德觀,以及大批流人城市以後,他們的家庭,人和人的關係會有些什麼變化呢?本書就是希圖從這一方面,給讀者介紹一些真實生活。

  長期以來,我是寫中國農民問題的小說的。農民的家庭關係的變化,是我非常有興趣的一個問題。五十年代,我寫了小說《李雙雙小傳》,當時,一個日本評論家松崗洋子女士,讀了小說後,特意到河南鄭州去找我。她說她對我寫的中國茅屋裡的農民家庭生活極有興趣,還說她找到了「瞭解中國的鑰匙」。當時,我對她提出來的一些問題的回答,是非常粗淺的。只是介紹了一些農民的風俗和習慣。但是,由於她的重視,也引起了我對農民的家庭問題的思考。經過「文化大革命」後,這種思考更加深了。「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場「浩劫」。在這場「浩劫」裡,我們的國家被弄得遍體鱗傷,但畢竟也掙扎過來了。由此,我想到了造成這些劫數的根源;即我們這個古老的中華民族的偉大的生命力和她因襲的沉重包袱。

  作為社會的細胞——家庭,我覺得中國的家庭是太悠久、太完備了。如果從「仰韶文化」的後期和「大河村文化」的遺跡來看,她已經經歷了四千五百多年的歷史。中國的「國家」一詞,就是把「國」和「家」聯繫在一起。也就是說「國」是個「大家」,「家」是個「小家」。「國」是由無數個「家」組成的。從中國的住房建築和親屬的稱呼,都可以看出家庭組織的嚴格和縝密的狀況。祖父母必須住面南堂房,窯洞則是正面中間的窯洞,父輩居住在廂房,孫輩則住再靠下邊的廈房和偏房。她總是呈現出一副「人參根須式」的圖畫。另外,稱呼也是極為繁雜的:不但有伯父、叔父、姑父、舅父、還有外祖父、姑祖父、姨父、表姨父等不下幾十種之多。還有一點有趣的是,中國農民沒有死後要進「天堂」的觀念,他們不相信另外有一個「天堂」,但他們卻頑固地相信陰間有他另一個「家」。中國農民把自己住的房屋叫「陽宅」,把墳墓叫「陰宅」。墳墓也是「人參根須式」的輩數分明。在習俗中不但有「合葬」,還有結「鬼親」的,為的是不讓陰間的親屬獨身鰥居。

  我一直認為,「倫理是產生道德的基礎」。長期以來,這些根深蒂固的倫理觀念,構成了中國農民的道德觀念。「不瞭解中國農民就無法瞭解中國。」如果用這個概念來推理和引申,那麼可以說,研究中國農民家庭的形成和變化,是「認識中國的一把鑰匙。」

  二

  在這本書裡,我沒有寫「四世同堂」或「五世同堂」式的家庭。我寫了七戶普遍的農民家庭。我解剖了這七個普遍的細胞。它代表了八億中國農民的多數。這七個家庭,不是在安靜的農村,過著他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田園生活。而是描寫他們變成流浪漢以後的生活。他們的「家」被淹沒了,他們被拋在死亡線上,但是他們對生的信念,對活的欲望,艱苦卓絕的吃苦精神,團結互助的團聚力量,特別是在愛情、鄉情、友情方面,都更加充分地表現了出來。這些光芒四射的品質和精神,使我們看到了中國五千年文化的結晶,也使我們看到我們這個偉大古老民族,賴以生存和延續的精神支柱。

  在描寫他們這些優秀的道德品質的同時,我也描寫了他們的因襲負擔,描寫了那些落後和愚昧的封建意識。這些精神枷鎖,就像幾十條繩索,沉重地套在他們身上。——無疑,這是我們國家長期落後的一個重要因素。

  我所以介紹這些過去的生活,當然不是為那個慘絕人寰的事件進行控訴,也不是為那個失掉生命的農民們唱挽歌。我只是想把中國農民的倫理道德和精神,重新放在歷史的天平上再秤量一下。我要使人們看到這種勤勞勇敢,吃苦耐勞和團結互愛精神的分量。首先樹立起對人類生存的信心,然後是對我們這個國家,我們這個民族的信心。我是個樂觀主義者。我堅定地相信我們這個國家會越來越好,一定會比我們來到她的土地上時,變得更好一些。

  三

  我是在十四歲時,開始接觸到黃泛區的難民流浪生活的。一九四二年,我作為一個流亡學生,隨同大批黃泛區難民,由洛陽逃到西安。當時的隴海鐵路線,是一條饑餓的走廊。成千上萬的難民,向西邊緩緩地移動著,他們推著小車,挑著破筐,挎著籃子,小車上放著鍋碗,筐子裡坐著孩子,籃子裡放著揀來的草根樹皮。

  中國歷史上有很多「流民圖」,但規模最大,歷時最長的恐怕要數這一次。中國歷史上也有很多次大遷徙,但人數最多,區域最廣的,也要算這一次。就是在這樣流亡的生活中,他們頑強地保持著他們的生活習俗,保持著他們的道德精神。在沿鐵路小站,他們搭起了臨時居住的席棚中,也要分開長幼的次序,哪怕是煮一碗菜湯,他們總要捧到全家的老人面前。我曾經看到一個農民,因為自己兒子偷人家一根胡蘿蔔,而悔恨地打自己的臉。我又曾看到過一個青年婦女,為了救活快要餓死的丈夫,自賣自身,換一點糧食留給丈夫吃,特別是在臨行時,她脫掉身上一件布衫,換了兩個燒餅,又塞在丈夫手裡。這些事情深刻地刻印在我的腦子裡。就是在那時,我開始認識我們苦難的祖國,開始認識了我們偉大的人民。

  一九四九年,我作為一個農村銀行信貸工作者,第二次到了黃泛區。我去給這些返回家的農民,發放麥種和農具。在那裡,我又看到一些慘不忍睹的景象。在一所倒塌的茅屋裡,我看見了一家大小五口人骨骸堆在一起。他們是大水來的時候,抱在一起死了。這一個家庭,就是這樣「同歸於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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