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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〇
【我想告訴讀者一點什麼】 　　——代後記 　　一 　　《黃河東流去》這部小說，上集完成於一九七九年六月，下集一直拖到一九八四年春天才寫完。這中間經歷了五年時間。其中原因，一是中間我寫了幾部電影；二是由於身體不好，還有一個潛在因素是：我仍在思考。當我開掘到中國農民的家庭、倫理、道德、品質、智慧和創造力這個主題時，我發現這個礦井不單是儲藏有煤，它還有金、銀、銅、鐵、錫，甚至還有鈾。因此，我把創作的進程放慢了。 　　這部小說的故事，寫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國，當時的國民黨政府扒開了滔滔黃河，「以水代兵」想以此來抵擋日本侵略軍。結果卻淹沒了河南、江蘇、安徽三個省四十多個縣，一千多萬人遭災，一百多萬人喪生的空前巨大的浩劫。而受難的人，極大部分是農民。 　　在這部長篇小說中，我不想過多地評判肇事者的責任。不管蔣介石也好，東條英機也罷，歷史已經對他們作出了最公正的審判。我寫的主要是這場浩劫的受害者——「難民」。因此，這本書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一本描寫「難民」的小說。 　　在當今世界上．難民問題是個十分突出的問題。難民的人數是相當驚人的。不管是流離失所的巴勒斯坦難民，還是四處流亡的阿富汗難民，不管是在黎巴嫩帳篷裡的難民，還是在泰國邊境棚戶裡的柬埔寨難民，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他們沒有「家」了。 　　幾千年來，農民總是和他們的「家」聯繫在一起的。他們的土地、茅屋、農具和牲畜，構成了他們獨特的生活方式，從而產生了他們特有的倫理和道德。但是，當他們的田園被淹沒，家庭被破壞，變成了一群無家可歸的流浪者的時候，他們會怎樣呢？他們的倫理觀，道德觀，以及大批流人城市以後，他們的家庭，人和人的關係會有些什麼變化呢？本書就是希圖從這一方面，給讀者介紹一些真實生活。 　　長期以來，我是寫中國農民問題的小說的。農民的家庭關係的變化，是我非常有興趣的一個問題。五十年代，我寫了小說《李雙雙小傳》，當時，一個日本評論家松崗洋子女士，讀了小說後，特意到河南鄭州去找我。她說她對我寫的中國茅屋裡的農民家庭生活極有興趣，還說她找到了「瞭解中國的鑰匙」。當時，我對她提出來的一些問題的回答，是非常粗淺的。只是介紹了一些農民的風俗和習慣。但是，由於她的重視，也引起了我對農民的家庭問題的思考。經過「文化大革命」後，這種思考更加深了。「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場「浩劫」。在這場「浩劫」裡，我們的國家被弄得遍體鱗傷，但畢竟也掙扎過來了。由此，我想到了造成這些劫數的根源；即我們這個古老的中華民族的偉大的生命力和她因襲的沉重包袱。 　　作為社會的細胞——家庭，我覺得中國的家庭是太悠久、太完備了。如果從「仰韶文化」的後期和「大河村文化」的遺跡來看，她已經經歷了四千五百多年的歷史。中國的「國家」一詞，就是把「國」和「家」聯繫在一起。也就是說「國」是個「大家」，「家」是個「小家」。「國」是由無數個「家」組成的。從中國的住房建築和親屬的稱呼，都可以看出家庭組織的嚴格和縝密的狀況。祖父母必須住面南堂房，窯洞則是正面中間的窯洞，父輩居住在廂房，孫輩則住再靠下邊的廈房和偏房。她總是呈現出一副「人參根須式」的圖畫。另外，稱呼也是極為繁雜的：不但有伯父、叔父、姑父、舅父、還有外祖父、姑祖父、姨父、表姨父等不下幾十種之多。還有一點有趣的是，中國農民沒有死後要進「天堂」的觀念，他們不相信另外有一個「天堂」，但他們卻頑固地相信陰間有他另一個「家」。中國農民把自己住的房屋叫「陽宅」，把墳墓叫「陰宅」。墳墓也是「人參根須式」的輩數分明。在習俗中不但有「合葬」，還有結「鬼親」的，為的是不讓陰間的親屬獨身鰥居。 　　我一直認為，「倫理是產生道德的基礎」。長期以來，這些根深蒂固的倫理觀念，構成了中國農民的道德觀念。「不瞭解中國農民就無法瞭解中國。」如果用這個概念來推理和引申，那麼可以說，研究中國農民家庭的形成和變化，是「認識中國的一把鑰匙。」 　　二 　　在這本書裡，我沒有寫「四世同堂」或「五世同堂」式的家庭。我寫了七戶普遍的農民家庭。我解剖了這七個普遍的細胞。它代表了八億中國農民的多數。這七個家庭，不是在安靜的農村，過著他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田園生活。而是描寫他們變成流浪漢以後的生活。他們的「家」被淹沒了，他們被拋在死亡線上，但是他們對生的信念，對活的欲望，艱苦卓絕的吃苦精神，團結互助的團聚力量，特別是在愛情、鄉情、友情方面，都更加充分地表現了出來。這些光芒四射的品質和精神，使我們看到了中國五千年文化的結晶，也使我們看到我們這個偉大古老民族，賴以生存和延續的精神支柱。 　　在描寫他們這些優秀的道德品質的同時，我也描寫了他們的因襲負擔，描寫了那些落後和愚昧的封建意識。這些精神枷鎖，就像幾十條繩索，沉重地套在他們身上。——無疑，這是我們國家長期落後的一個重要因素。 　　我所以介紹這些過去的生活，當然不是為那個慘絕人寰的事件進行控訴，也不是為那個失掉生命的農民們唱挽歌。我只是想把中國農民的倫理道德和精神，重新放在歷史的天平上再秤量一下。我要使人們看到這種勤勞勇敢，吃苦耐勞和團結互愛精神的分量。首先樹立起對人類生存的信心，然後是對我們這個國家，我們這個民族的信心。我是個樂觀主義者。我堅定地相信我們這個國家會越來越好，一定會比我們來到她的土地上時，變得更好一些。 　　三 　　我是在十四歲時，開始接觸到黃泛區的難民流浪生活的。一九四二年，我作為一個流亡學生，隨同大批黃泛區難民，由洛陽逃到西安。當時的隴海鐵路線，是一條饑餓的走廊。成千上萬的難民，向西邊緩緩地移動著，他們推著小車，挑著破筐，挎著籃子，小車上放著鍋碗，筐子裡坐著孩子，籃子裡放著揀來的草根樹皮。 　　中國歷史上有很多「流民圖」，但規模最大，歷時最長的恐怕要數這一次。中國歷史上也有很多次大遷徙，但人數最多，區域最廣的，也要算這一次。就是在這樣流亡的生活中，他們頑強地保持著他們的生活習俗，保持著他們的道德精神。在沿鐵路小站，他們搭起了臨時居住的席棚中，也要分開長幼的次序，哪怕是煮一碗菜湯，他們總要捧到全家的老人面前。我曾經看到一個農民，因為自己兒子偷人家一根胡蘿蔔，而悔恨地打自己的臉。我又曾看到過一個青年婦女，為了救活快要餓死的丈夫，自賣自身，換一點糧食留給丈夫吃，特別是在臨行時，她脫掉身上一件布衫，換了兩個燒餅，又塞在丈夫手裡。這些事情深刻地刻印在我的腦子裡。就是在那時，我開始認識我們苦難的祖國，開始認識了我們偉大的人民。 　　一九四九年，我作為一個農村銀行信貸工作者，第二次到了黃泛區。我去給這些返回家的農民，發放麥種和農具。在那裡，我又看到一些慘不忍睹的景象。在一所倒塌的茅屋裡，我看見了一家大小五口人骨骸堆在一起。他們是大水來的時候，抱在一起死了。這一個家庭，就是這樣「同歸於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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