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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談《公開的「內參」》中戈一蘭的形象
袁永慶
張笑天同志的《公開的「內參」》（下稱《內參》，見《當代》一九八二年一
期），以引人入勝甚至略帶神秘色彩的情節，更以它觸及到當代青年大學生最敏感
的「思想解放」問題，引起了頗多讀者的矚目。而作者傾注了大量筆墨所刻畫的女
主人分——S大學學生戈一蘭，不論讀者對她持褒持貶，都不會否認這個形象的生動
性與豐富性，比較之下，作者另外塑造的，與之相對照的兩個正面女大學生——康
五四和徐晴，卻不免流於蒼白而相形失色。
對戈一蘭形象的塑造，《內參》的作者，大概過於想收到「異峰突起」的藝術
效果，在前面大半部分篇幅內，對戈一蘭少了暗示、鋪墊和伏筆，以致讀畢小說，
起初也的確有那種受了「愚弄」的感覺——怎麼？這樣集才識、聰慧、美麗於一身
的當代女大學生，最後竟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高級女流氓？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
過，當這種比較直觀的初步印象過去之後，再回過頭來咀嚼咀嚼，更深入地順著作
品的思想脈絡來一番索隱探微，你又會覺得並不是這麼回事了，你會以為戈一蘭的
形象是站得住的，也是具有一定的典型意義的，作者並沒有「愚弄」我們，而是在
以一種嚴肅的態度，進行著用心良苦的創作。
馬克思主義的常識告訴我們：世界是由無數對立而又統一著的矛盾組成的。而
人的身上，似乎又可以說是集中了世上最豐富、最複雜、最微妙的矛盾。一切把人
簡單化的傾向必然會導致文學創作的公式化、概念化。一個人先天的稟賦如聰明、
美麗與後天獲得的才識、風采、辯才等等，它們本身雖只帶有中性成份，卻是不能
游離存在的，必須附著於某一個活生生的靈魂上，作為社會性的人而言，可以向善，
可以作惡；可以是進步，也可以是反動。換句話說，人的種種素質，是用來作惡或
是向善，完全取決於那個人有怎樣一顆心靈，也就是有怎樣一種世界觀、人生觀。
好人固然可以是聰明、美麗的；壞人就未必不能是聰明、美麗的。好人可以有學問，
有才識，壞人又何嘗不能有學問，有才識？這種例證，無論在歷史上還是在現實生
活中，都是不勝枚舉的。我國封建時代，不是有那麼一些以道德、文章相標榜的
「學問家」、「道德家」，在關鍵時刻竟靦顏事敵，成為國家民族的千古罪人麼？
他們豈不是很有學問、很有才氣、很有風度！就拿戈一蘭而言，她的一切迷人的風
采不過是金玉其外，而她那浸淫著資產階級唯我主義毒汁的靈魂才是她敗絮般的中
核。只不過她生活在戰勝了左傾路線肆虐的中國土地，有了可能以一個「解放型」
的姿態欺世惑人而已。無疑，正如作者描寫的那樣，她驚人的美麗、敏銳，有才智，
有思想，有頭腦，她的某些議論甚至是犀利而精闢的。但這畢竟只是她表面的東西，
有的是為了給自己「愛情多元論」披一件理論外衣，更多的則是作為達到自己特定
目的的一種煙幕。如果我們僅僅根據她的表像，判定她只能是一個探索者而不能是
其他，我們豈不是也與那位記者一樣，幾乎要犯下一個不可原諒的錯誤？在戈一蘭
身上，既有著薛寶釵那種含而不露的城府（如她對記者的攻勢，就採取了迂回包圍
的長期戰略，使人難以察覺她的終極目的；在通信中寄一張醜女的照片並自題「無
鹽」，藉以打消記者夫人的猜忌。）同時，又有著王熙鳳那種敢於直言宣洩「從來
不怕什麼陰司地獄報應」式的赤裸裸的坦率，從而使這個人具有更大的欺騙性與誘
惑性，進而至於使一個閱歷頗深、具有全國名氣的大記者，也一度為這種障眼法所
惑，險些捲入一場可怕的漩渦。作者苦心孤詣所刻畫的，正是這樣一個表裡不一，
判若二人的性格統一者，而不是某些人所指責的前後不一，判若二人的性格分裂者。
這種表裡不一的形象可以在生活中找出無數個原型，因而這個人物是站得住的，也
是可信的。
那麼，我們為什麼又會有人物前後不夠協調的感覺呢？除了前面所說作者在創
作上缺乏必要的伏筆之外，更主要的恐怕還是我們自己的心理慣性與欣賞習慣有問
題。從心理學角度來講，「先入為主」的成見幾乎是人人皆有的，正是戈一蘭撲朔
迷離的表像先吸引了我們，在頭腦中已構成一個美好的定論，最後，當她「圖窮而
匕首見」，為了臍身上層文藝社會而不惜大耍流氓手段時，感情上才不可接受或不
願接受，怨作者和我們開了一次玩笑。（作者多半早已預料到這種可能，偏偏給小
說最後一章的小標題，冠之以「這並不是玩笑」！）此外，還有一個更深刻的原因；
那就是十年浩劫中「八個戰」的文藝桎梏，使我們的頭腦無形中也模式化了：或者
就是那種面目英俊、智勇雙全、談笑風生、臨難不懼的打紅光的好人；或者就是面
目可憎，行動猥瑣、語言鄙俗的打藍光的壞人，表裡倒是一致了，性格倒是統一了，
可現實生活哪裡如此簡單！流毒所至，當作者為我訂：提供了一個立體感的、多側
面的、裡外不一的人物形象，反而使我們覺得頭暈目眩，不能認識了。
戈一蘭的形象除了她的可信性，我感到這個人物的塑造還有著強烈的現實性，
而不象某些人所說的那樣缺乏典型意義。只要不帶偏見的人都會承認：如果沒有伴
隨著十一屆三中全會而來的那場「解放思想」運動，沖決各個左的禁區，把各項工
作引到實事求是的軌道上來，今天整個國家的局面是不會這樣好的。然而，解放思
想，作為中國七十年代末特定社會條件下，帶有某種啟蒙性質的運動，畢竟只是一
種手段、一個起點，而不是目的、不是終結。問題的癥結在於解放什麼，怎樣解放？
解放到哪裡去？正是這個關鍵的一點，成了真解放與假解放的試金石。戈一蘭式的
「解放」，無非是利用我們黨相對的開放政策，多讀了一點（也許只是多知道了一
點）原先的禁書，利用我們的社會從幾千年的封建中延續而來，又受了長達十年的
嚴重創傷，必然無法在一夜間克服全部弊病，故意做出那種憤世嫉俗、眾人皆醉我
獨醒的樣子，高談闊論。把自己喬裝打扮一番，暗中卻拼命獵取著一己的利欲。她
就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色相在豪華的飯店，在出租汽車司機面前左右逢源，甚至與
一個家資過萬的老頭子，與可以幫助她出國的「朦朧詩人」安路路保持曖昧關係，
表面上又裝得那樣清高，嘲弄金錢婚姻與沒有愛情的法律婚姻。現實中雖然並沒有
那麼多如戈一蘭那樣的美人，但不是確有一小部份青年，成天開口薩特，閉口弗洛
伊德，甚而至於把肢解了的革命導師的某些言論也攫為身上的羽毛，把自己打扮成
一個時髦的「解放型」？他們並沒有為國家興亡而探索的興趣，甚至沒有起碼的作
人的公認道德準則，在靈魂深處，只有一個無限擴張了的自我——我的價值，我的
利益。我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馮大興不是因殺人搶劫而過早地斷送了自己麼？不是
還有個別大學生為他抱不平，在報導這個消息的新聞稿上妄加評議，而為之大唱贊
歌。挽歌麼？（還應該說，那評議也寫得頗有文采，頗有才氣呢！）不是有被視為
「好學生」的大學團委委員，在「性解放」的濁流沖決下，接連誘好了好幾個農村
青年婦女而被開除學籍麼？不是有待分配的畢業生，夜晚闖進校長臥室，揚言：分
得不好就白刀子進紅刀子出，寧願在大城市坐牢，也比去邊區吃苦強麼？（以上例
句，均見年內各地報刊。）一場思想解放運動，正與任何一場深刻的變革一樣，難
免泥沙俱下，前一段時間，我們又放鬆了政治思想工作，在部分大學生中造成了一
定的思想混亂，這更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作者適時地為我們反映出這樣一個側面，
提供了戈一蘭這樣一個畸形的形象，藉以引起大家的注意和警覺，正是表現了作者
的社會責任感和犯難的勇氣。
這個形象，對當今占絕大多數的真正求索者們，為中華的崛起而著力思考、孜
孜以求的人，為不斷追求真理而使之更加完善的人，仍然不無一定的規戒與借鑒作
用。對他們來講，更大可不必對號入座，象魯迅先生指出過的那樣，硬把自己劃入
作品中的某一類，好象作者寫了一個所謂的「解放型」，就是誣衊了所有的「解放
型」，就是誣衊了自己。這樣過於「解放」的聯想，與作者的本意就相去太遠了。
誠然，象戈一蘭這種類型的人在當代青年中絕不可能是多數，但典型的意義並不是
以多寡來分的，而應該是較生活更高、更強烈、更集中的表現。選取一個尖銳的、
也許並不多見的形象，正是表現生活矛盾與典型實質的更有力的手段。作者正是在
這樣一個極端個別的人物身上，含容了普遍意義的社會內容，引人深思，發人深省，
而被賦予了一定的典型意義。
（願載《文譚》198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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