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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但是，那時我畢竟到了生理階段的「青春期」，我「發情」了卻找不到「發情」的對象，只好到一些還沒有被禁止閱讀的中外古典小說中去尋找。一位位佳人淑女在發黃的書頁上風情萬種，通過我的眼睛撫慰我渴望女性的心靈，當時我以為那只是「飽眼福」，後來才知道那就是所謂的「意淫」。由於整天「意淫」，對學校教的ｘ＋ｙ=ｚ以及像天書般的化學分子式等等完全一竅不通，數理化每門功課都交白卷。若干年後中國出了一位著名的「白卷先生」，我想他大概也與我一樣是「意淫」的結果。但他遠遠比我幸運，竟因為交白卷成了革命接班人，而我卻因此被學校當成再恰當不過的政治標靶。那時，連普通中學也要開展「忠誠坦白」的政治運動，據說那是知識分子改造的一個必經過程，學校天天開會動員中學生向領導「交心」。我不知道領導要那麼多「心」幹什麼用，十幾歲的中學生上交的「心」非常單純，滿足不了領導的需求，於是領導就到家庭成份複雜的學生中搜尋複雜的「心」，我這樣家庭出身的學生就首當其衝。但家庭出身不好的其他同學學習都很好，我這個「白卷先生」就成了重中之重。

　　我倒是很想把「意淫」的內容上交給領導，卻又一時難於啟齒，正在猶豫不決斟酌詞句的時候，一天班主任反而主動親切地找我談「心」。他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談「心」的主題是無產階級必須具備的道德品質。然後和藹地問我知不知道宿舍裡經常丟失私人物。品，什麼襪子墨水信封信紙郵票鋼筆針頭線腦等等等等。我說我知道，我自己也丟過一雙襪子。班主任說你知道就好，很好！你應該向領導坦白是你「拿」的。我驚詫地問我自己的襪子怎麼會自己去「拿」？班主任啟發我說：不是你「拿」了自己的東西而是你「拿」了同學的東西。我斷然地搖搖頭說我從來沒有「拿」過同學的東西。班主任說你應該承認你「拿」過，你出身於資產階級家庭，生在那種家庭的人天生下來就和無產階級家庭出身的孩子不一樣，有「拿」別人東西的毛病，你承認了，認識了，那種毛病才能徹底改正。

　　我疑惑地說我好像從小就沒有那種毛病，那種毛病不就是「偷」嗎？班主任不厭其煩地教導我說在資產階級出身的人身上，那種毛病是不自覺的，再說，「拿」和「偷」不一樣，「拿」是偶然性的，「偷」是經常性的。你只不過偶然「拿」過同學的東西裡了，怎麼能和「偷」聯繫在一起呢？這話雖然很有道理但我還是想不通，這比「青春」與「青春潮」的區別還難懂。班主任寬容地說你好好想想，想通了就老老實實承認下來，又說，承認了對我絕對有「好處」，領導的政策一向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我承認「拿」了同學的東西以後照舊讀書，就和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一樣。

　　班主任每天至少要找我談三次「心」，同學們議論紛紛，弄得我整天如芒刺在背，何況，班主任的苦口婆心最終打動了我，覺得再不按他的教導承認「拿」過同學的東西也太對不起老師了。最後我終於低下頭問他，您說我「拿」過些什麼東西好呢？班主任見我總算被他說服，輕鬆地往籐椅上一靠，拿出紙筆讓我記錄，他翻開他的小本子念一件我寫一件，什麼襪子三雙、郵票十張、信封一遝、用過幾張的信紙一本、球鞋一雙、墨水兩瓶、鋼筆一枝、鉛筆四枝等等等等。我寫完交給他，他一目十行地看了非常吃驚，噴噴地說，一件件東西加起來就不是偶然性地「拿」，而是必然性地「偷」了！又搖頭感歎資產階級家庭出身的學生是多麼難教育好。

　　幾天後，學校卻宣佈將我開除，這就是班主任答應給我的「好處」。過了四十年，這所中學舉辦五十周年校慶，同時要編一部《同學錄》，據說我是母校培養出來的最有成就的學生之一，母校來信向我索取照片及「幾句話」，我寫了「感謝我的母校給了我一個艱難的起點」寄給她。所謂「艱難的起點」，主要指學校宣佈開除我那天竟將我母親叫到學校，等校長在操場上當眾宣佈了我是「盜竊分子」之後，讓我母親在眾目腹膜下與我見面。這大概是當時學校採取的教育學生同時教育家長的一種方式。我看見母親慈樣地坐在學校長廊的板凳上迎接我，眼淚不禁奪眶而出，母親卻握著我的手說她決不相信我會盜竊，即使有人教我也教不會！我母親沒有流一滴眼淚，臨走時只給我的母校撇下了一個禮貌而蔑視的微笑。

　　為了母親，我徹底斷絕了「意淫」的惡習。從此我天上地下人間什麼都想過，就是沒有再想女人。於是我的「青春期」就只能用另一種形式來表現。

　　我被學校開除不久就進了鐵絲網，（唐詩三百首）給我種下的禍根終於茁壯成長並開花結果。那時社會上最危險的職業不是盜竊分子而是詩人，我這個資產階級出身的年輕人既「盜竊」又偏偏要寫詩，寫的詩又不是（酬唱集）中的那一類，只能怪我自找倒黴。

　　所幸的是，據跟我一起勞改的犯人說：「坐三年牢見了老母豬賽貂蟬」，這話非常形象地刻畫出長久見不到女人的男人會變得怎樣饑不擇食，把母豬都當成美女。我卻正因為壓根兒沒跟女人接觸也壓根兒不想女人所以毫不感到性壓抑的折磨。我見到豬，特別是我能宰殺的豬，一心只想怎樣把它吃到嘴。

　　有一年冬天在豬圈除糞，一頭乳豬哼卿哼卿地朝我踱來，我估量估量手中磨得提亮的鐵鍬再看看它的脖子，鍬光一閃它小小的頭顱就應聲落地。我的手法快得像公孫大娘舞劍器：「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清光」，周圍的犯人還有勞改于部連小豬的叫聲也沒聽見。到收工的時候它的血也淌淨了，我一把拎起它揣進懷裡，回去和同號子的難友圍著火爐大嚼了一頓。

　　若干年後有一部根據我寫的小說拍攝的電影，裡面的主人翁在苦難中曾想到自殺，於是很多人以為我也如此想過。殊不知我不但從沒想過自殺，天天想的倒是怎樣殺死可吃的動物，包括老鼠青蛙癲蛤模；我從未想尋死，只想著怎樣死裡逃生。我曾讀過一部革命小說叫《紅旗譜》，別的都忘卻了惟獨記得一句話：「出水再看兩腿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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