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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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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 第十章 郜明以為,和安忠良的恩恩怨怨在北溪河時期就結束了。後來他和淩鳳去了延安,根本沒想到還會再回清浦做軍管會主任,更沒想到會由他來判處安忠良的死刑。這仿佛都是在冥冥之中被一個不可知的命運之神決定的。 清浦是1949年10月3日解放的。當時,他是中國人民解放軍三野某部政委。他們部隊並沒有參加解放清浦的戰鬥,而是在清浦解放第二天,奉命進駐清浦的。 那是個征服之夜。雜亂的馬蹄踏碎了滿天繁星,也踏碎了舊世界最後的殘夢。他騎在一匹良種蒙古馬上,急速前進,仿佛隨著一股顛簸的巨浪飄浮在昏暗的天地之間。馬上的世界飄忽不定,大道兩旁的楊樹「呼啦啦」一路往後倒,像是沒了根。近處遠處的殘牆斷壁在朦朧的月色中時隱時現,硝煙剛息的大地在那夜顯得那麼殘敗,那麼渺小。 自豪感油然而生,不僅僅是為人民勝利了的事業而自豪,更為自己將成為這座城市的主人而自豪。這座城市記錄著他一次次鬥爭和一次次失敗,浸滲著他的愛和恨,更浸滲著他的同志和朋友們的生命和鮮血。今天,他回來了,他要代表人民,代表那些倒下的同志們,在這裡和那些舊時代的寵兒們算清舊賬。 舊時代的寵兒們沒有放棄最後的反抗,郜明和先頭部隊的同志們開進清浦的那個夜裡,抗拒的槍聲就炸響了。他們策馬穿過華熒山下的鋸木廠時,居高臨下的破廠房裡突然飛出了一片稠密的子彈。五六個同志中彈落馬,郜明的軍帽也被穿了個窟窿。郜明憤怒極了,他沒想到已解放了的被征服了的城市會這樣歡迎他,當即下令停止前進,就地剿匪。天亮後,後續部隊趕到了,盤踞在鋸木廠的五十多名匪徒,在輕重火器的攻擊下被全殲,鋸木廠也在交戰中化為一片廢墟。 這幫匪徒隸屬于清浦反共救國委員會。不過,在那個交戰的夜裡郜明並不知道,更不知道主持這個委員會的匪首會是老熟人安忠良。 救國委員會的情況是在郜明接管清浦一個多月後發現的。當時,軍管會命令清浦市原反動軍政警憲人員進行自首登記,救國委員會一個叫康宜清的人來自首了,提出要見軍管會負責人。工作人員問康宜清有啥事,康宜清不說。工作人員反應敏捷,越級向郜明報告,郜明本能地覺著有大事,當天就見了康宜清。康宜清和盤端出了救國委員會的組織和內幕情況,並且供出了安忠良的隱身之處。 郜明聽後大為震驚,當夜下令全城搜捕。搜捕進展順利,一夜之間一百八十名匪徒落網,救國委員會在天亮之後便基本上不存在了。 安忠良奇跡般地落網了。他是在頭部、大腿受傷後被活捉的,據抓獲他的戰士說,他是準備自殺的,結果,手槍裡沒子彈了,才無可奈何地做了俘虜。 遵照郜明的指示,對安忠良的審訊第二天就開始了。審訊地點是廣仁醫院病房。在整個審訊過程中,安忠良一言未發,連自己的姓名、年齡都沒報,氣得審訊他的幹部、戰士幾次拔出佩槍要斃他。安忠良不怕,當黑烏烏的槍口對著他纏著繃帶的腦袋時,他乾脆拔掉了輸血針頭。審訊人員把自首的康宜清帶來和他對質;他乘人不備,抓起床頭櫃上的玻璃花瓶砸了過去,沒砸到康宜清,倒把一個看押戰士砸得血流滿面。 郜明只好下令暫停審訊。 第二次審訊是四個月以後了。其時,安忠良已動過兩次手術,身體基本上恢復了,審訊地點也從廣仁醫院挪到了清浦監獄的會見室,郜明親自出面了。監獄的會見室為這次審訊做了精心安排,破舊的條凳換成了舒適的沙發,醒目的標語暫時扯去了,桌子上、茶几上還擺滿了水果點心,郜明也脫下軍衣,穿了便裝。 陪審的同志不解其意,問郜明為什麼對安忠良這麼客氣? 郜明意味深長地道:「現在我們是主人了嘛,總要講點待客之道嘛!」 陪審的同志說:「這位客人可是我們用槍桿子請來的呀!」 郜明笑道:「是啊,今非昔比嘍,現在槍桿子在我們手裡,我們就更要客氣點,甭讓人家說咱們勝利後沒有雅量嘛!再說,這位安忠良先生也算是老資格了,1925年就當過清浦總同盟罷工委員會的負責人。抗戰的時候又做過我的頂頭上司——四縣聯縣縣長兼常七旅旅長,這些賬我都得認,是不是?」 說這話時,郜明並不完全是在做政治文章,內心深處的確有些傷感。不管怎麼說,風風雨雨的二三十年已經過去了,在這二三十年中,他和安忠良結下了不共戴天的仇恨和難解難分的冤隙,但是,內心深處也並非沒有絲毫的友誼。就像昔日的仇恨是難以忘卻的一樣,昔日的友誼也是難以忘卻的。 坐在監獄會見室沙發上等候提押安忠良時,郜明想得更多的不是仇恨,而是友誼。他十分清楚地記起了他在威廉大街125號天花板上躲掉的那個早晨,記起了安忠良面對軍閥匪兵的槍口發出的怒吼。那天他的命運是掌握在安忠良手裡的,只要安忠良的嘴角向天花板上努一努,今天他就無法以征服者的身份進行這場正義的審判了。人生有時真像一場夢。 如今這場屬他們的共同的夢做到了頭,他要決定安忠良的命運了,內心的矛盾是不言而喻的。有一瞬間,郜明腦子裡甚至冒出極出格的念頭:安忠良發啥瘋啊?為什麼不早早逃到臺灣或香港去呢?為什麼非要留在這裡堅持啥地下鬥爭,以至於接受這場對他們雙方都十分尷尬的審判呢?這到底是為什麼? 細細一想,卻又想通了,安忠良是為了他所謂的党國事業,就像他為了黨的事業一樣。如果說他是共產黨這部機器上的齒輪和螺絲釘,那安忠良就是國民黨機器上的齒輪和螺絲釘。他們之間的區別不在於個人品質的好壞,而在於所屬事業的正義和非正義。人在這裡不是以個體的形式存在,而是以群體的形式存在的。個人的價值和各人的功過,完全取決於他所選擇的群體事業的價值和功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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