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軛(36)_周梅森

三六

　　§卷二第二章

　　莫斯科中山大學的波·揚·伊萬諾維奇教授是個挺有意思的人物，身高六英尺，體重不下二百五十磅，蓄著一部令中國學生們肅然起敬的大鬍子。

　　季伯舜記得，這位教授給他們中國同學頭一次上課，講的頭一句話是：「我是個龐然大物，坐在我面前，你們不感到渺小嗎？」

　　同學們都笑了，教授卻不笑，高揚著碩大的腦袋，翹著那部好鬍子，用粗大的指節敲打著桌面，嚴肅地說：「我叫波魯揚·揚·伊萬諾維奇，這名字很難記，是不是？你們就叫我龐然大物伊萬好了！龐然大物是你們中國成語，很好記，對麼？在我這個龐然大物面前，你們不要感到渺小。你們中國歷史是偉大的，中國革命是偉大的，所以，你們是偉大的！社會主義不可能在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成功，要依賴中國革命的成功，世界革命的成功，所以，你們是偉大的……」

　　季伯舜一下子就對伊萬諾維奇產生了非凡的好感，伊萬諾維奇的話音一落，就和同學們極感動、極熱烈地鼓起掌來。

　　令人感動的不僅僅是波魯揚·揚·伊萬諾維奇教授一人。在1926年那個陽光明媚的春天，整座中山大學，整個莫斯科都令季伯舜和來自中國的留學生大為感動。革命已經成功的社會主義蘇聯，對革命尚未成功的中國，對來自中國的一批批年輕的革命者們，敞開了自己熱烈的胸懷。

　　季伯舜在《忠於信仰的人》中這樣寫道：

　　「……一切都是新鮮的，一切都是感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在這裡合法地、權威性地支配著革命的講臺，也支配著我們的留學生活。締造了這個社會主義工人國家的老布爾什維克們和彙聚在共產國際的各國革命家們，經常來給我們上課，像親兄弟一樣和我們交談。學校對我們生活上的安排更是無微不至，一切全包下來，每月還發十盧布的零用錢。住是住在一個沙皇時代貴族的府邸，豪華奢侈得像個宮殿。第一次躺在溫暖的床墊上，蓋著厚厚的毛毯，撫摸著那裝飾著錦緞的牆壁，我簡直以為自己是在做夢。我們漫步在莫斯科街頭，經常會遇到一些素不相識的蘇聯同志用俄語或用生硬簡單的中國話向我們打招呼。我因此而覺著，我們不是在異國他鄉，而是在家裡，在一個充滿溫暖、充滿革命情誼的大家庭裡。我們拼命學俄語，校方還給我們起了俄文名字，我叫拉舍維奇。當然，那時，我還不知道什麼叫反對派，也沒讀過托洛茨基的著作。我迷上托洛茨基，還是通過波魯揚·揚·伊萬諾維奇教授。他是托洛茨基反對派的重要成員，早年到過中國，是個令人尊敬的老布爾什維克……」

　　伊萬諾維奇常到學校上課，給季伯舜和中國學生剖析中國歷史和中國社會。伊萬諾維奇說，中國商業資本的形態形成很早，可以上溯到秦漢時代。中國的歷史很獨特，沒有經過奴隸社會，也沒有農奴制，很早就實行了土地的自由買賣和以貨幣為支付手段的地租形式。歷朝歷代，大商賈都是無冕之王，皇朝有什麼大事，都要與大商賈商量。鴉片戰爭以後，隨著帝國主義勢力的入侵，中國社會在殖民化的同時，也更加商業資本化了，而且逐步發展了工業。城市資本主義化了，農村也逐漸資本主義化了。所以中國是資本主義占主導的社會，目前的中國革命不但能夠，而且完全可以演變為社會主義革命……

　　伊萬諾維奇的觀點新鮮而精闢，是季伯舜在中國上大學、搞工運時聞所未聞的，季伯舜十分信服，把這些話全記在筆記本上，也刻在了大腦皮層上。

　　伊萬諾維奇還說：「這不僅僅是他個人的觀點，更是列·達·托洛茨基的觀點，是托洛茨基同志在對中國歷史和中國革命進行了大量的科學研究分析的基礎上，得出的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結論。」

　　托洛茨基這個名字，就這樣通過伊萬諾維奇和一個個教授的嘴，走進了季伯舜的心中，漸漸佔據了他的身心，使得他此後的一生都和這個名字聯繫在一起了。

　　在1926年的莫斯科，季伯舜無法預測自己的一生，無法知道對托洛茨基的信仰對他的未來意味著什麼。他只知道托洛茨基是個了不起的偉人，是十月革命的實際領導者和卓越組織者，是蘇聯紅軍的締造者，斯大林對他的貶斥和排擠是不公道的。那個時候，蘇聯布爾什維克黨內的全黨大辯論已全面展開，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的反對派聯盟業已形成，著名的《十三人聲明》已經問世。莫斯科的街頭巷尾，中山大學校園內外，到處都在談論著左派反對派和托洛茨基。中山大學的中國同學也無形中捲進了這一政治漩渦，很多中國同學在校長拉狄克和反對派教師的影響下，從對托洛茨基的同情，步入了托洛茨基的信仰者和支持者的行列。

　　這種政治氛圍無疑深深地影響了二十二歲的季伯舜。儘管季伯舜當時對蘇聯聯共黨內大辯論的實質問題並不是十分明瞭，可托洛茨基輝煌的歷史和顯赫的聲威，以及他對中國革命的高度關注，不能不引起季伯舜的欽敬，季伯舜懵懵懂懂地選擇了托洛茨基這面旗幟。

　　對最初的懵懂，季伯舜並不回避，後來1931年在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統一大會前夕，在和那些自稱為「天生的託派」的同志的論戰中，季伯舜曾坦率地說：「……我不是天生的託派，我是在革命鬥爭的實際中逐步認識並進而信仰托洛茨基主義的。選擇這個主義時，我在政治上是單純幼稚的，不知道同在共產主義旗幟下的黨內鬥爭的尖銳性、複雜性和殘酷性。對當時聯共黨內鬥爭的大背景和許多問題的認識也很模糊，甚至很矛盾，但這決不妨礙我今天成為托洛茨基式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

　　當時，季伯舜確實對許多問題的認識很模糊，很矛盾，一方面對托洛茨基的理論，尤其是關乎中國革命的理論十分信服。一方面，在把托洛茨基的理論用於檢驗中國革命的實際時，又不免生出許多困惑。

　　最典型的事例，是那年夏天他和他所尊敬的伊萬諾維奇教授的一場爭論。

　　那不是1926年的7月就是8月，好像是在托洛茨基反對派的《十三人聲明》發表後不久的一天。天氣並不太熱，剛下過一場大雨，整個莫斯科都是濕淋淋的。傍晚，伊萬諾維奇的助手托姆斯基來到了學校，先找到了季伯舜，又找到了另外兩個託派學生：李維民和吳國平，說是伊萬教授請他們吃晚餐。他們三人完全沒有思想準備，匆忙換了衣服，又把校方照顧中國同學發給他們而他們又沒捨得吃的兩瓶魚子醬帶著，跟著托姆斯基一起，往伊萬諾維奇的住處趕。伊萬諾維奇的住處離學校很遠，他們坐了兩次車，又走了好長一段路，才在天朦朧發黑的時候趕到。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