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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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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 序章 大舅舅一直在搜尋那艘船,那艘1925年從清浦港灣駛出的日本「大和丸」。他認定是那艘命運之船,把他送上了一塊真理的土地,使他找到了終生不渝的信仰。一直到死,大舅舅還掛記著那艘船,當生命的最後一線光亮在他眼瞳中閃動的時候,他還喃喃著:「汽笛響了,要……要開船了……」 大舅舅是十年前到我家來的。那時候我還不是清浦師院的教師,只是個剛入學的工農兵大學生。我從學校回來,在家門口看見了他。是個初秋的傍晚,天色血紅。他穿著一件搞不清是什麼料子的舊西裝,手提一隻老式破皮箱,肩上斜背著個黃挎包,蹣跚著在我家門口張望,蒼老疲憊的面孔被血紅的天光照得很亮。我沒想到他和我們家有什麼關係,以為是個問路的人,走到門口時,順便問了聲:「哎,找誰?」 他抬起滿是白髮的腦袋看了看我,遲疑了一下,又看了看我家的院門,極恭順地哈著腰問我:「嘿嘿!同……同志,這……這裡是解放路42號嗎?」 我點了點頭。 「咋……咋沒門牌呀?」 「早鏽掉了。」 「噢!噢!」他舒了口氣,把那只破皮箱換到了另一隻手上,努力地挺了挺佝僂著的單薄的身子,要往我家院門裡走。 我攔住了他:「哎,哎,你找誰?」 他賠著笑臉,說出了我母親的名字。 我很吃驚。 母親和父親聽到動靜出來了。母親看到他就哭了,父親訥訥無言地在一旁愣著。他卻笑了,露出了一口殘缺不全的牙齒,臉孔上的皺紋顯得又多又深。 「到家了!到家了!」他說。 母親也含著眼淚跟著說:「到家了!到家了!」 後來我才知道,他是我母親的大哥,我的大舅舅。我母親叫季伯華,他叫季伯舜。他比我母親大二十二歲,1924年他從北京跑到清浦鬧工潮時,我母親還沒出生;1925年他乘日本「大和丸」到蘇聯去時,我母親還不到一歲。他當了託派,一生都不走運,盡坐牢,先坐國民黨的牢,後坐日本人的牢,解放後又坐共產黨的牢,直到最近政府特赦全部在押戰犯時,才被一起放了出來。他一輩子沒結過婚,出來後,無家可歸,只好到我們家來。據父親說,大舅舅釋放後曾就自己的定居問題給其他舅舅、姨媽們寫過信的,他們誰也不願意接納,大舅舅在安徽一個靠近勞改農場的小鎮上滯留了整整五十六天。 那日的晚餐很豐盛,還有酒,大舅舅卻不喝,他只顧說話,時而中國,時而蘇聯,時而弗拉基米爾·伊裡奇,時而列·達·托洛茨基,冷不丁還講幾句俄語。 吃過晚飯後,大舅舅和我一起到閣樓上睡覺。閣樓上放了兩張床,他一張,我一張。他卻不睡,推開窗子,望著窗外淡遠而朦朧的水色問我:「是海嗎?」 我說:「不是,是湖,東平湖。」 大舅舅歎息了一聲,點了點灰白的腦袋說:「怪不得這麼平靜。」 我告訴大舅舅,海離這兒很遠,起碼五裡路,站在我家這個閣樓上是望不到的。大舅舅不相信似的,愣愣地站在窗前看,一隻手叉在腰間,一隻手按著窗臺,因為身子佝僂的緣故,腦袋和上身幾乎傾到窗外,帶暗格的舊西裝衣襟硬硬地翹著,整個兒像座塑像。 塑像打那夜開始,在閣樓窗前立了起來,一立就是九年,直到他軀體中的生命之火一點點熄滅,軟軟地倒下為止。就是他死了之後,骨灰盒也一直是放在這窗臺前的,母親不讓任何人動。母親說,既然他喜歡這裡,就讓他在這兒安安靜靜地呆著吧!他一生總坐牢,夠苦的了,臨了,總得有個歸宿。 母親認為,這是命中註定的。 命這玩意,還由不得你不信。注意看看這間閣樓,再看看這只骨灰盒,你或許會驚歎:這世界上有許多事還真說不清。閣樓這兩面抹了角,骨灰盒的這兩面也抹了角,簡直就是個縮小了的閣樓。骨灰盒是定做的,事先誰也沒告訴他們要做成這個樣子,他們偏做成了這個樣子,你說怪不怪?母親看到骨灰盒時差不多傻了。 沒有人給大舅舅送喪,也沒人給他開追悼會,我們只舉行了一個家庭式的簡單的火化儀式,在上海的小舅舅和在四川的三姨媽還沒來。當穿著白大褂的殯儀館工作人員推走大舅舅的遺體時,我哭了,第一次領略了悲涼的滋味。 大舅舅赤條條地來,又赤條條地走了,這喧鬧的塵世上沒他的骨血。他留下的唯一寶貝,是他趴在閣樓窗前桌上寫了九年才寫完的手稿:《忠於信仰的人》。 現在提起大舅舅,我的心裡還很不好受,也說不出是什麼感情。我和他在一個閣樓裡生活了九年,領略了一種不可思議的人生。如果不是親耳所聞,我不相信世界上會有這樣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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