淪陷(14)_周梅森

一四

　　§第七章

　　這夜，前總商會會長傅予之一直守在客廳的收音機旁，聽吳煥倫市長的告別講話，且連聽了三遍。

　　開初，心中很不是滋味，說不出是喜是憂。他雖痛恨國民政府，不贊同中日開戰——尤其不贊同在S市開戰，但既開了戰，他還是真心希望中國人能打勝。中國人竟敗了，這委實讓他難受，然而，敗有敗的好處，非失敗乃到慘敗，不足以警醒政府和國人，則政府和國人註定還要被俄共的抗日挑唆所貽害。再則，S市一敗之後，戰火自然熄滅了，S市民眾的生命財產也少受些損失，這也是不幸之中的大幸！

　　聽到後來，便麻木了，竟以為吳煥倫市長的告別講話不是發表得太早，而是太晚了，市府和國軍應該在市郊作戰結束後，立即宣佈S市不設防，讓日軍和平地邁進這座國際性城市。又設想，如國軍不激烈抗拒，則日本人決不會毀壞S市的一草一木。在城裡一打，事情就糟了，炸彈四處響，毀了許多建築不說，還死傷了那麼多中國軍民，把幾乎全城的人口逼進了租界，使租界街頭巷尾四處擁擠不堪。

　　政府誤國喲！

　　誤國之舉，不僅表現在S市的作戰上，還表現在其它諸多方面。比如，對民眾不信任，鉗制輿論，封鎖新聞，不到最後時刻，都不對民眾講真話。下午還在籲請更多市民們參加公民訓練團，晚上便宣佈S市棄守，前後對照，讓S市民眾們作何感想？！又比如，對各界名流先是請到電臺和戲院發表演說、講話，要他們奉承政府，支持抗戰，後來一看情況不妙，又一個個逼人離開，名為保護，實為要挾。不說別的，光他傅予之，前前後後就有市府、國府不下七八個要人找過他，最後竟動用了戴雨農手下的嘍羅，這實在讓人不恥。

　　他當然不走。他是S市前總商會會長，在國民黨黨天下之前，就做過五省聯軍總司令署最高顧問，國務院高等顧問，榮獲過北京政府的二等大綬嘉禾章，二等文虎章，還被意大利國王頒封過王冠騎尉勳爵，是名揚中外的顯要，又豈能被戴雨農唬住？

　　吃晚飯前，那個叫曹複黎的傢伙又來了，聲言市府、國府對他日後的安全甚為憂心，希望他能以自身的安危和抗日的大局為重，早日離開S市，去香港或漢口。途中一切事宜，概由市府、國府方面派專人安排，可保萬無一失；又說，如執意不走，市府、國府方面自然會有想法，日軍佔領當局也不會輕易放過他。

　　他一聽就火了，心中明白，市府、國府對他的安全憂心是假，對他不放心才是真，他們怕他和日本人合作。

　　卻佯作不知，強壓著火，冷冷地對曹複黎說：「我六十八歲了，實足老朽，哪還走得動呀？硬要我去香港、漢口，你們就不怕我死在路上？」

　　曹複黎道：「兄弟用腦袋擔保您老的安全！兄弟已在『遠東』號郵輪上給您訂了艙位，明日晨去香港。如不願去香港，可去漢口，怎麼走，我們可以再商量。」

　　他斷然拒絕道：「我哪兒也不去！就呆在S市的租界裡了！S市的中國地界被佔領了，租界沒被佔領！對不對？租界和香港有什麼兩樣？！你們硬要我走，乾脆把我殺了，運走好吧！」

　　曹複黎呆了。

　　他歎了口氣，又說：「我這一輩子的根基都在這裡，怎麼能走呢？再者，早先吳煥倫市長也說過，要和S市共存亡的，現在甩手就走了，如何對得起本市市民？你去轉告市府、國府的朋友們，就說，我這老朽是不走了，代表吳市長和S市民眾共存亡了！」

　　姓曹的毫無辦法，悻悻走了，臨走，十分露骨地威嚇說，中央和戴先生希望他自珍自重，以免惹出不必要的麻煩，招來殺身之禍。

　　這就是黨政權的真實嘴臉：順者昌，逆者亡，哪怕國難當頭，也決不忘記提防和消滅異己。這話實際上告訴他，戴雨農的嘍羅們是要給他找麻煩的，他拒絕離開S市本身，已激怒了蔣中央的黨政權，就像以往多次激怒他們一樣。

　　所謂殺身之禍，他已經歷了兩次，一次是民國十四年秋就任五省聯軍總司令署最高顧問，為孫傳芳籌劃軍款時，家門口被人扔了炸彈，沒炸死他，卻炸傷了一個門房。事後有人說，炸彈是奉系的亡命之徒扔的，也有人說，是國民黨人幹的。第二次是北伐勝利之後，他被國民政府作為「封建餘孽」通緝，在租界裡被綁架，逃跑時胳膊上吃了一槍。第二次確鑿是黨政權幹的，他清楚，當時租界裡的中外報紙也披露過。

　　這一回，他留在S市不走，戴雨農的嘍羅們是必定要下手的，就是和日本人沒任何聯繫，不和日本人合作，他們還是要下手，問題只是遲一天或早一天罷了。

　　他不怕，自覺著自己的選擇沒有錯。挑起中日戰端的，是國民黨和國民黨政府，與他這個「封建餘孽」毫無關係。他留在S市，不是為幫助日本人，而是為了保全自己的資本產業，和S市工商界的和平穩定。這種時候，他以既不屬國民政府，又不屬日本人的第三者身份出來收拾局面，于國於民都有好處。

　　又揣摸，姓曹的是否覺察了自己和日本人的暗中來往？是否自己的言行不慎，已被他們抓住了什麼把柄？細想想，又覺著不像，如被那幫傢伙抓住把柄，只怕今晚就不會這麼客氣了，不動手殺他，也得把他強行綁走。

　　吃過晚飯，家裡繁忙起來，電話鈴不停地響，一忽兒一個消息。

　　第一個電話是總商會幹事長，也是他女婿李建仁打來的，說是六路日軍全部進入市區，城北區一片大火，日軍沿途搶劫，濫殺無辜，日軍指揮官非但不加制止，反有慫恿之意，連一些掛上日本旗的建築也不放過，女婿盼他速與日本特務機關長西村津太郎少將的代表聯繫，敦請西村少將儘快派憲兵制止這些暴虐行徑。

　　第二個電話是市警察局袁柏村打來的，聽聲音像很驚慌，袁柏村一再問：日本人是否講信用？自己留在副局長的職位上迎接日本人，日本人會不會把他抓起來殺掉？袁柏村說，為防萬一，他已逃進租界，並買好了次日赴港島的船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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