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夜漫長(23)_周梅森

二三

　　老江問他：「你為啥要這樣幹？現在誰活得都不易。」

　　司徒效達說：「你別問了，我這麼做不是為你們，是為自己！」

　　說這話時，司徒效達就暗暗下決心，從今以後，他要好好做人，做一個有人格的人，哪怕餓死，也決不讓自己的人格再次蒙羞……

　　後來的情況慢慢好起來，伙食定量增加了，一日三餐恢復了，他也從生產隊調到食堂燒飯、送飯。他的人格沒再墮落過，直到被釋放都沒再墮落。為此，他感謝方碧薇和那5斤炒麵，也感謝老江那番震動他靈魂的話。

　　自然還有信仰問題。信仰問題是擺不脫的。

　　回顧自己一生時，司徒效達總要記起他在勞改農場為信仰問題遭受過的痛苦。在那個漫長的傍晚，在他躺在那片鹽鹼地上的時候，他就想到過上帝，如果不是因為自慚形穢，不是怕上帝的天堂不接受他，他是完全有可能追隨上帝的。

　　他怎麼會信仰上帝呢？他從大學時代就追求進步，追求真理，面對國民黨的高壓水龍頭，他和方碧薇手挽手走在遊行隊伍裡，在南京總統府門前的國府路，打校旗的黨員學生被水柱噴倒了，他從水淋淋的地上撿起旗，高高舉著，那不僅是面校旗，也是面信仰的旗……

　　在勞改農場沒有信仰的旗，有的只是勞役和槍口，槍口下的人很難和持槍看押他的人產生共鳴，你想產生共鳴人家也不相信。你是專政對象，人家卻以信仰的名義在專你的政，你說你在槍口下還要捍衛人家的信仰，人家怎能相信呢？

　　這痛苦的時刻，又一個人出現在司徒效達面前了，就仿佛命運故意安排的，簡直讓人難以置信……

　　這人是個年輕的託派分子，叫朱大可，是1952年被捕的，被捕時還是大學二年級學生，只18歲。司徒效達記得，他見到朱大可是1962年，這一年朱大可不過28歲，但看起來卻像有40多了。28歲的朱大可已被判了無期徒刑，囚號2578，在農場時不能和其他犯人接觸，看押也是極嚴的。和朱大可一起押到農場來的，還有十幾個人，據說也是託派，有些人歲數已很大了。

　　司徒效達得以和朱大可接觸，是因為他在食堂，每天要給這些託派送飯。託派們不知是為什麼押來的，押來後都關在水泥房裡，不參加強制勞動，大約兩個月後又一起被送走了，送到了什麼地方，誰也不知道。

　　在為他們送飯的兩個月裡，司徒效達注意到了一個反常的現象：這些託派都自稱信仰馬克思列寧主義，許多人手裡都有馬克思列寧的書，那個朱大可的書最多，至少也有幾十本。

　　有一次，司徒效達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遂不顧管理人員的嚴厲規定，找機會和朱大可悄悄談了起來，問他在這裡還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書，到底為什麼：

　　朱大可說：「為信仰。因為我信仰馬克思列寧主義。」

　　司徒效達很奇怪：「你們這些反革命也信仰馬克思列寧主義？」

　　朱大可搖搖頭：「不，不對，我們是託派。卻不是反革命！」

　　司徒效達不相信：「你們是反革命，這人人都知道；不是反革命，會判你無期麼？」

　　朱大可說：「你的邏輯太簡單了，我只怕和你一時說不明白。」

　　司徒效達道：「這世界上沒有說不明白的事，你只要說，我就會明白。」

　　朱大可想了想，和司徒效達說了——從自己的身世說起：他是浙江溫州人，溫州是託派的大本營。上高中時他就看了一本託派組織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小冊子，在那小冊子的影響下。投身託派領導的學潮。隨著形勢的發展，中國共產黨取得了全國政權，託派組織決定創辦一個刊物，堅持地下鬥爭，他就偷了家中的10根金條，和一幫年輕的託派同學辦了個題為《新方向》的政治雜誌。溫州解放後一個月，上面下令撤退，他又和8個託派學生一起到了上海，其後在上海被捕。被捕時，他和一個託派女同學已戀愛同居了，而且還使女同學懷了孕，女同學後來也被判了無期，孩子生下來後，就被獄方送進了社會福利院……

　　朱大可在向司徒效達講述這一切時，表情極為平靜，就像在述說別人的一件不相干的事似的。

　　最後，朱大可說：「這都是因為信仰，如果是反革命，我們會有這種為信仰而鬥爭的勇氣麼？我選擇了馬恩列托的信仰，就決不後悔，當共產主義的旗幟插遍世界時，我和我們所有為共產主義奮鬥過的同志們都將含笑於九泉之下……」

　　這使得司徒效達對朱大可產生了敬重之意。朱大可試圖向他講述托洛茨基主義，試圖證明托洛茨基主義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致性，他不願聽，更不願信，他的觀念不可動搖，託派和革命水火不相容，託派就是反革命。然而，對朱大可堅定的信仰意志，他卻不能不服氣。被判了無期徒刑，妻離子散，都沒能把這個年輕人的意志壓垮，這是什麼樣的人啊！

　　司徒效達開始感到羞愧。奧斯特洛夫斯基在《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一書中說過關於羞愧的問題，他及時記起了那段名言，及時進行了反省，一遍又一遍地要求自己堅定起來，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高舉著信仰的旗幟，哪怕對著自己人的槍口……

　　1962年7月，他在給方碧薇的信中寫道：「對黨的事業，對共產主義信仰，我們就要有一種近乎宗教般的狂熱和忠誠，不要怕被冤屈，不要怕人家不理解，信仰不是誰的專利，誰也不能壟斷它！尤其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全人類的信仰……」

　　這封信沒能寄出去，黑烏烏的槍口把它堵回來了。

　　管理人員——司徒效達記得是一個姓白的山東人，冷冷地把這封信摔在他面前，說了句：「收起來，以後不要再寫這種信了！」

　　他不明白為什麼，惶惑地看著那位姓白的：「我這麼寫不對麼？」

　　白同志說：「你不要再想翻案了，你只要到這裡，就不會有什麼冤枉！我這麼做是為你好，這封信要是落到不瞭解你的人手裡，你的麻煩就大了。你在信中說，信仰不是誰的專利，這話怎麼講？細究起來問題很大，馬克思列寧主義就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專利，和你們這些專政對象有什麼關係？這種不該說的傻話，你可千萬別說了！」

　　這番坦率的話，把司徒效達已堅定起來的信仰又打翻了，他這才明白，馬克思列寧主義真有專利權，他作為一個不享有專利權的異己分子，要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信仰，就得真誠地把自己看成罪犯，把被冤屈的一切都當作犯罪，而這正是他人格和良心都不能接受的……

　　後來，1966年，當「文革」的宗教狂熱席捲整個中國的時候，當他的兒子——他唯一的兒子帶著自己的同學到他家裡抄家的時候，他進一步痛苦地悟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信仰對象他這種人來說真是太奢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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