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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駁的木窗

有一天一個朋友帶來了一本國外的攝影作品集。那本大書印刷得極好。其中的每一幅照片在光的色彩、情調，以及人物的神情上，都是十分講究的。照片大都是半遮半掩或不遮不掩的女人，置身于一個十分詩意的外部環境中： 　　一個美麗的女人。披著輕的薄紗。她的肌膚若隱若現。她站在一個伸向水面的木制的碼頭上。她背對著鏡頭。天空和水都是鉛灰色的。那種通體的鉛灰的色調。光被壓抑著照射。女人打著赤腳。看不見她的臉。但她的姿態卻顯出滿心憂怨。你通過光和色彩想到一種無望和期待。 　　那女人就站在那斑駁的木窗後。窗內是一抹輕輕飄起的透明的紗簾。紗遮掩了那個窗內的裸體的女人。那女人朝向我們。她很美麗。彎曲的棕色長髮。她睜大一雙茫然的眼睛。望著。窗臺上的瓶中是一束凋謝枯萎了的花。那花是在花期中被插進瓶中的。歲月改變了一切。那花枝伸展著。很徒然。然後就是那木窗。白色的。斑駁的。油漆的脫落使窗的木框裸露出木質的斑駁。充滿疼痛的。這窗就載著這樣的女人。它們鑲嵌在那紅色的磚牆上。那牆上是爬上來的纏繞的藤。藤也已經枯萎。而殘留的，只是幾片深重的濃郁的紅色的葉。衰婉的秋季。 　　你看到了什麼又想到了什麼？ 　　我喜歡這樣的畫面。這樣的畫面使人震動。不知道攝影師是怎樣找到了那片灰色的湖、碼頭、紅牆和斑駁的木窗。並如此構置出一個整體的氛圍來。音樂。流動的色彩。還有詩。 　　我所以喜歡這些圖畫是它們可以描述。它們可以被我用文字破譯出來。解釋。並成為故事。其實用文字來進行藝術活動的一個最本質的特點，就是描述。所以我們便致力於用眼睛去發現那些可供描述的景觀和心靈。那樣也才可以訴說。 　　這樣才有了《最後的顏色》。 　　《最後的顏色》不是談藝術，而是談生活。是生活自身所構成的藝術。真正生活本身就構成了藝術的藝術家並不多。很多的藝術家過於塵世化。他們等待壽終正寢，而不是使用武器結束自己，如海明威、凡·高、川端康成般。他們還不敢如實按照自己的本意去生活。不肯如藏拉般把自己的肌膚貢獻給《藍天和牆》。 　　為了描述，我們睜大眼睛。 　　一次，我在電視中看到一個專題，介紹希臘山頂上的那些教堂和修道院。它們建築在山上。與山渾為一體但與世隔絕。其中一個教堂的名字翻譯過來叫做「愛在最高點」。很神聖而且很神秘。愛當然是在最高點上，籠罩著陸地、山脈和人類。那些古堡式的建築。山石壘成的鐘樓。鐘聲飄浮在山谷間。修士們攀援著鐵索進入永恆。永恆是一種精神。任何的外部環境都滲透著一種精神。而我們要發現的，就是我們的眼睛所看到的那些可觸摸的景象背後的，那種精神。 　　還有音樂。 　　我不懂音樂。也沒有足夠的空閒的時間去欣賞音樂。那是一種奢侈。音樂有時會浪費掉寫作的時間。我很忙。儘管我知道音樂的無比重要性。有時候天空出現烏雲，你會憂鬱。而音樂也像那烏雲一般，會改變你整個的寫作情緒。整天帶著耳機在憂傷音樂中寫作時，並沒有寫出很多好的文章來。過於抒情了。朦朧。而且雜亂。很快我結束掉了這種古怪的習慣。一心畢竟不可二用。音樂有時是對思想的干擾。音樂是要單獨欣賞的而寫作也是要單獨進行的。我於是荒疏了聽音樂，只是不放過去讀我所能見到的音樂的文章和書。對音樂的一個最切實的體會是，音樂有時像咖啡般使你興奮和躁動。然後，就是功利性地去聯接了，譬如，三段式與小說的結構、混響與作品中人物的設置，快板中板與節奏，以及情緒與色彩。我都在想。功利地想。我想使一切藝術的成果為我所用。嘗試。我要使我的文章中充滿了色彩、光（包括明暗）、音樂和流動感。我要使我的散文成為圖畫、攝影、舞蹈、戲劇和音樂。這可能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想法，但卻是一種追求。在沒有徹底失敗之前，我是不會放棄這追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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