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_野地與行吟

三十一

　　朋友與書與出版社

　　1985年，我完成了中篇小說《秋天的憤怒》，前後歷時一年多。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王建國先生一直關心我的創作，1984年去濟南說：「寫好了沒有？」我告訴他正修改。後來建國先生又去了一次濟南，取走了小說。1985年春天，《當代》發表這部小說之前，想讓我再改一遍。我就住在編輯部，這裡的編輯年齡都比我大一點，對我的生活和創作給予很多照顧。

　　《秋天的憤怒》發表之前，社領導何啟治先生問我：「聽說你要改作品名？」我說不想改了。他說：「這個名字好，最好不要改。」整個寫作過程好像並不順利，改動不大但比較繁瑣，用上了剪刀漿糊。從此這竟成了我的工作習慣。

　　《古船》是很早以前就開始構思和寫作的，一些片段寫好了就積在一處，裝在一個口袋裡。建國和啟治先生比較關心我的第一部長篇。建國前後去了六次濟南，都是為了這部書稿。他說：「我重視第一部長篇。」他的眼睛不好，看稿子時稿紙離臉非常近。

　　初稿全寫出來後，我已經前後換了好幾個地方，只為了清靜。先是在一個軍隊招待所，後來又搬到南山一個廢棄的供電所。完成了初稿，又搬回原處，等編輯來。建國看了一天稿子。記得那天我陪他住在招待所，半夜來了地震，建國跑出來，說：「出事了出事了。」那天下半夜我們都沒法睡好，索性談稿子談到黎明。

　　初稿複印成幾份讓朋友看，他們的意見，加上建國的意見，需要我好好吸收。我帶著意見躲到了比較遠的東營市，在油田招待所修改了一個多月。這期間與人民文學出版社常通電話，他們注意這本書的進度，以便安排在《當代》上刊登。修改得比較累，腦子用得很熱。記得我一個人住了一個標準間，兩張床上擺滿了稿子。除了改寫，還要不斷使用剪刀漿糊。當時北京的舞蹈歌唱演員住在同一個招待所，一起吃飯，並在工作之餘看他們的節目。油田的作家王憶惠領我參觀，照顧我的生活。後來，我離開油田不久他就去世了，讓我至今想起來悲痛難忍。一切歷歷在目，人卻沒了。

　　1986年7月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編輯和領導看完了《古船》，還想讓我去北京改一下、談一下。我去了。像過去一樣，我的原稿是用兩張硬板夾起，再用黑白花布包袱包起的，這些東西都攤在領導的桌上。他們說了意見，徵求我的想法。我說要好好想一想。啟治先生夜間與我在樓下散步，談的都是書的修改。建國的意見與他差不多。其實很簡單：《古船》裡有一位王書記，是領導形象，他們喜歡，我也同意加寫一至兩頁。

　　重要的是在發表前，我有機會再訂正一次。哪怕是一句話、一個字的合理更動，對我都是重要的收穫。我帶著紙張和剪刀漿糊，被建國送到了北京郊區的一個招待所。這次工作了半個多月。整個過程中建國常去，我們粗茶淡飯，心情愉快。

　　《古船》的發表，後來聽說有爭執。出版單行本時也聽說有爭執。但書發表了也出版了，這其中體現了出版社和編輯部對文學的愛、他們的勇氣。我非常感動。胡喬木對發表的《古船》有異議。爾後文學界的幾個人還寫了一些信。兩年之後胡喬木讓人轉來他的一封談《古船》的信，信中說他當年那樣做不對，說今天看來，《古船》「瑕瑜不能互掩」、「這樣一部書更需要時間的檢驗」，等等。

　　《九月寓言》是我花了五年時間在龍口斷斷續續寫成的。我完成此書期間，啟治常與我通電話。建國那一段身體欠安，聯繫略少。啟治在1991年夏天帶《當代》編輯清波來了龍口。他們日夜看稿子，當即完成終審，決定發表在《當代》第五期上，同時出版單行本。

　　後來沒成。啟治上一級的領導又看了一次他們帶回的稿子，不同意就這樣發表。主要意見一是農民生活寫得清苦單調，光寫地瓜，應該添上五穀；二是這本書不是「寓言」，要按真正的寓言來修改才好。特別指出要抽掉「憶苦」一章。我有些捨不得，就改投了《收穫》。啟治和清波很是惋惜。

　　四年之後，我寫出了長篇《家族》，認為是盡心之作，就交給了《當代》。

　　人民文學出版社對我用力寫出的作品一直關心，這使我難忘。我們的合作已有十餘年了，出版了好幾本書。我現在正努力寫出新書，難以鬆懈。因為社裡的新老朋友這些年裡一直給我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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