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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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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九三九年以前去延安比較容易，到西安八路軍辦事處搭上一輛便車就可順利到達；一九三九年之後，情況才有了變化。 當毛澤東跋涉二萬五千里，終於在一九三五年到達延安並在那裡安營紮寨時，絕對沒有人會預見到那塊丁點大的地方，在改寫中國當代歷史上的特殊意義，就連毛澤東自己當時也未必明瞭。 到達陝北的毛澤東只剩下八千多人，西路軍主力也不過兩萬多，曾向山西運動尋求發展，被閻錫山擊退；又令四方面軍西征，去那無水無糧的寧夏建立根據地。指揮過四渡赤水的毛澤東命令西路軍一會兒打到西一會兒打到東，一九三六年，徐向前終於西征失敗，幾被馬家軍全殲。 關於西路軍的失敗，多少年後徐向前說道：在西路軍被打垮之前，我所收到的電報、命令，都是從中央毛澤東那裡來的，從沒收到過張國燾的命令。蔣介石怎麼也想不到，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還能絕處逢生。 困守後方臥薪嚐膽的毛澤東卻因禍得福。 不論從背後襲擊日本人或襲擊國民黨，都襲擊得有聲有色，並且在這種聲東擊西、神出鬼沒的運動中，神出鬼沒地發展壯大。 共產黨與國民黨合作抗日後，抗大學生幾個星期就畢業一批，畢業一批送到前方一批，數量非常之多，勢力擴充極快，有些做軍隊工作，有些做地方工作，敵後幾乎都成了共產黨的勢力。此番更是不費一槍一彈就到了山西，閻錫山此時只好照單全收。 到了這時，國民黨才看出些眉目。 一九三九年後，國民黨就開始攔路扣人，再到延安就不那麼容易了。 在國共兩黨聯手對日的雙打中，毛澤東提出遊擊戰，避免和日本人硬拼，有人將此理解為心懷叵測是非常錯誤的。當時共產黨只有幾萬人馬，前方不過三個師，又沒有多少武器裝備，怎麼打？——打就打光了。 八路軍副總司令彭德懷，熱血沸騰之際帶著打了百團大戰，為此挨了毛澤東的批，批他的百團大戰暴露了共產黨的實力。其實說是「百團」，也未必就真是整整一百個團，但影響確實不小。 那麼一九五九年彭大將軍在廬山上的遭際也就不足為奇、可以說，命運早在此時就暗示了它的軌跡。百團大戰後，八路軍再沒有和日本人大規模交手，也沒打過什麼像樣的戰役，大部分是在敵後活動。在那些地區，軍隊給養、糧草、彈藥和醫藥都很困難，作戰是極其艱苦的，當然不能進行大規模的陣地戰，只能伺機襲擊，取得局部勝利，集小勝為大勝。以至幾十年後，影視界刮起拍攝抗日大型戰役題材之風時，卻無從下手。 這雖讓熱愛戰爭題材的影視界人士無從著手，卻為共產黨日後奪取天下積蓄發展了力量、也就難怪二十多年後，毛澤東他老人家在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那一天對日本社會黨領袖佐佐木更三說：若五日軍大舉侵華、八年抗戰後的疲敝，中共便無法奪得政權。 該算是毛澤東式的幽默！ 無獨有偶，胡秉宸也曾說過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這一方針也還是，一盤棋，可是這盤棋沒有下到底，沒有安好內又去攘外了，結果敗在共產黨的手下一可以看做是胡秉宸對毛澤東老人家那份幽默的心領神會。 最終落荒而逃、苟安一隅的蔣介石，更殘漏盡之夜，難免不追悔許多可能挽救党國命運的大政方針沒有堅持到底。 很多時候，兩強相遇拼的不盡是真理，恐怕還有誰敢把命「玩兒」到底的心理素質。 奔向延安的道路，是如此直白地提示著人們常常掛在嘴上，實際上又不十分考慮的一種東西。 汽車幾乎沒有停止過顛簸，乘人不備突然將人拋向車頂，腦袋理所當然地就撞在車篷上。幸虧有那個連接上下身的「軸承」，也就是叫做腰的東西緩衝，當臀部落回原位時，不過被堅硬的車座猛挫一下，跟著全套內臟也就猛地往上一顛。可是熱情高漲的人們一路連笑帶唱，就連五音不全的胥德章也張著大嘴在唱，唱了《勝利進行曲》又唱《兄妹開荒》，唱完《兄妹開荒》又唱《延水謠》……歌聲跟著臀部和全套內臟的上下挫動而挫動，卻是陽光燦爛。人們不知道看沒看見清涼山或寶塔山就喊了起來：「看哪，看哪，那就是寶塔山！山上還有寶塔嘛，那邊肯定就是清涼山啦！」 胥德章用胳膊肘捅了捅胡秉宸，風華正茂的胡秉宸的確也想跟著熱情熱情，可他就是喊不出來。熟悉歷史的胡秉宸，只是沉默地觀察著這個小城，像個點心盒子似的讓人送來送去，一九三六年還是東北軍駐地，後來說送就送給了毛澤東。 為什麼有史以來它就是陝北的一個重鎮？相傳北漢降宋名將楊繼業楊老令公就曾駐守於此，以抵抗北方契丹的進攻和威脅。 至於「座襟三山，——帶延河」的寶塔，傳說為一女子而建，《太平廣記》有雲：「昔延州有婦女，白皙頗有姿貌，年可二十四五，孤行城市。年少之子，悉與之遊，狎昵薦枕，一無所卻。數年而歿，州人莫不悲惜，共醵喪具為之葬焉。」 按照《太平廣記》的說法，這該是一個放蕩縱淫的女人。可黃土高原卻將她包容在自己博大的懷裡，原上的人又共同捐湊「喪具」安葬了她，——不但安葬了她還為她建起這座塔，祈願她來世有所皈依。 到延安不久，胡秉宸就獨自到延河對岸的寶塔山上走了一遭，塔內黑黝黝、空洞洞，連一行詭譎的文字也沒有找到。 跟著他看見了一個口號：「集中是目的，民主是手段」。 這個口號實在不值得大驚小怪；比之這個口號更能說明一個政黨性質的口號千千有萬。可對胡秉宸來說，卻是驚鴻一瞥，他突然覺得以前對共產黨的瞭解都算不得了解，只有從這個口號開始，他才真正踏上了中國的共運之旅，等到黃炎培先牛訪問延安時，聽到毛澤東與黃炎培的那番對話，胡秉宸就更加迷惑不解。 黃炎培先生說：我生六十年，耳聞的不說，就親眼所見，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及至一國，都不能跳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這個週期率的支配。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萬死中覓取一生。繼而環境好轉，精神也就漸漸放下，有的因歷時長久惰性自然發作，並由少數演變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下大力也無法扭轉，且無法補救。也有的因區域一步步擴大，有些擴大是自然發展，有些則為功業欲驅使強求發展。到幹部人才漸見竭蹶、難於應付，環境越加複雜起來之後，控制力不覺趨於單薄。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有，「人亡政息」的有，「求榮取辱」的有，總之，沒有能夠跳出這個週期率的。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是略略瞭解的了，就是要找出一條新路，跳出這個週期率。 毛澤東則回答說：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那麼，民主到底是手段還是目的呢？ 就像吳為人學那天，一進大學校門就看到「做黨的馴服工具」那個口號一樣，連身體都像塊鐵似的硬了起來，怎麼也不能接受、說服自己是個「工具」，怎麼也不能將「人」的現實虛擬處理。 像胡秉宸和吳為這種執拗的人，某種思緒一旦開了頭就會繼續下去。 也就難怪，幾十年後在「大革文化命」的那場運動中，談起「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兩人一拍即合。 因為帶著周恩來的介紹信，胡秉宸一到延安就品嘗了革命的等級，住進了陝甘寧邊區政府招待所，在那裡等待分配工作。當時延安還很匱乏，除了伙食。勤務兵、婚嫁各方面的供應或限制，沒有更多的、用以區別等級的標誌，住進邊區政府招待所，確是等級不低的待遇。 不但包天劍和顧秋水到延安後的際遇與他無法相提並論，就是胥德章以及那些投奔革命的青年到延安後的際遇，也很少能與胡秉宸相提並論。 在招待所，他迎頭碰上一個平生從未見過的美人，一個來自四川的革命女青年。『他們一見鍾情。也許無所事事，也許那女青年果然美若天仙，胡秉宸幾乎在那場欲火裡化為灰燼。 儘管日後回想起來，那場戀愛除了無法遏制的床上欲念，並沒有給胡秉宸留下多少值得回味的地方。但想起不得不將愛人拱手相讓的往事，還是耿耿於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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