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翅膀(42)_張潔

四十二

　　當然，按照他的身份，不必這樣去辦事。但只是身份嗎？他能無愧地說，那難能可貴的，使一個人懂得如何生、如何死的信念、良知．一如當初那樣未被世俗利祿的塵埃所遮蔽嗎？從幹校回來之後，很久沒見過賀家彬了。當鄭子雲還被作為「走資派」審查的時候，他們曾在一個班裡勞動過。那時，賀家彬很有些和別人不一樣的地方：眾目睽睽之下，竟敢分擔他力不勝任的擔子；甚至和他討論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談論藍眼睛的白貓為什麼是聾子，應該驗證一下，但他們誰也沒見過藍眼睛的白貓；告訴他學習小組長的外號叫「發了瘋的鋼琴」，連長的外號是「拱形的線」。因為他給大家分菜的時候，先是舀上滿滿的一勺。你以為他是那麼慷慨嗎？不，接著他就把菜勺抖了又抖，直抖到剩了半勺，好像就要因此而破產，一咬牙、一跺腳地扣在你飯盆裡。要是他發現領菜的隊伍裡有值得拍馬屁的人，情況就不一樣了。他會從那人的前三位起，逐漸增加份量，至那人時，達最大量，然後又逐漸下降至半勺。當然，也有人叫他「張半勺」，不過賀家彬說，那個外號就不能說明連長的特異性了，等等、等等。和賀家彬在一起的時候，鄭子雲有一種變得年輕的感覺。賀家彬有一種特殊的、擺脫不愉快的心境的辦法——不停地說著刻薄的玩笑話。

　　回到部裡，人人各就各位之後，那種親密感好像消失了。有次去部裡看電影，在公共汽車上，鄭子雲遇見了他。他竟不無譏諷地對鄭子雲說：「您體驗生活來啦。」

　　工作、工作，忙、忙。把鄭子雲的什麼都擠掉了。應該和賀家彬聊聊，即使不談這封人民來信，談談「拱形的線」和「發了瘋的鋼琴」也好。聽葉知秋說，她準備和賀家彬合作，寫一篇報告文學，宣傳一下像陳詠明那樣有魄力、有膽識、一門心思幹「四化」的廠長。

　　不知道他們寫得怎麼樣了。葉知秋那個人似乎有點神經質，忽而要研究經濟體制的改革，忽而又要寫報告文學。文人嘛！心血來潮。也許這就是靈感吧。鄭子雲拿起電話筒，本想撥個電話給賀家彬，約他聊聊。已經撥了三個號碼，又把話筒放下了。他覺得不妥。已經不是在於校的情況了……鄭子雲和部內任何一位同志的交往，始終保持一種不近不遠的工作關係。他覺得，過分親昵的關係，會給他那一貫堅持原則的形象造成一定的錯覺，招致非議。

　　這封人民來信如何處理呢？田守誠顯然是把難題推給了他。

　　目前情況仍然十分複雜，力主改革和力主按老規矩辦事的兩大派別之間，鬥爭相當激烈。那些吹牛家們，靠空喊政治口號吃飯發家的人，成幫成夥地糾結著，從上面到下面。賀家彬的話說得很對。

　　經濟上不顧客觀的可能，不顧人民的負擔，向國家大量要錢。

　　寶鋼二百個億，武鋼幾十個億。搞什麼高指標，一九八五年六千萬噸鋼，二億五千萬噸油，說夢話吧？！再搞高指標，長戰線，重蹈大躍進的覆轍，這點家當就要完了。

　　到現在，仍然對改革持抵制態度。對實踐是檢驗客觀真理的惟一標準，還是不懂。聽說有個單位搞政治測驗，什麼是檢驗客觀真理的惟一標準？百分之三十的人回答是實踐，百分之七十的人回答是權力。真是讓人啼笑皆非。難怪有人緊緊地抓住權力不放。改革之所以困難，相當大的原因是在這裡。

　　對生產目的性的討論冷嘲熱諷。這樣一個在共產黨的綱領裡開宗明義便明確了的問題，現在卻不得不重新拿出來討論。有人偏偏不願意懂。這個問題不解決，工業生產的方針就不可能正確，工業發展的速度就快不了。到處都在辦工廠，老百姓卻沒有房子住，可是工廠呢？倒空著，長期不能投產。

　　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到底是什麼？不外乎兩個：一叫國強，二叫民富。國強民富總有一個本末、先後的問題。只講國強，不講民富，國也強不起來，民也富不起來。這和很多具體問題有關。比如計劃，能不能反映客觀實際的需要？雖然毛主席多次提出農、輕、重的比例，實際上卻是重、輕、農。贊成高指標，計劃本身就是不平衡的，有缺口的。而直到今天還有人認為，計劃可以有缺口，可以不平衡，財政可以有赤字，通貨可以膨脹，這才能促進人的主觀努力，產生積極效果。有人甚至說：「世界上的貨幣史，就是一部通貨膨脹史，因此我們應該多發票子，歷史上歷來如此。」不知馬克思對此公的宏論會作何感想。

　　一定要把人民的生活搞上去，多還點賬。生活上去了，積累多了，重工業自然而然就上去了。只有民富才能國強。要考慮計劃的平衡，考慮市場，不能有赤字，不能有通貨膨脹，不能影響人民的生活。

　　在基本建設計劃的制定上，不考慮項目的可能性，不作詳細的、科學的技術分柝，不進行幾種方案的比較，不尊重科學家得出的結論，一拍腦袋就是多少、多少，上這個、上那個，誰都可以隨便批東西、批項目，這個人也能決定問題，那個人也能決定問題。這完全是封建的辦法。即使你這個人有十分的天才，也不是全能的。

　　對企業的管理，還沿襲著家長式的、行會式的管理辦法，沒有科學的組織、科學的方法和科學的計算，不看經濟效益，不抓經濟核算，下死命令，限期完成，用大嗡大轟的群眾運動、簡單的口號，代替科學的均衡生產，代替科學的管理……自以為這是有魄力，有辦法，管理就是個「嚴」字嘍，結果是一塌糊塗。

　　說假話，說大話，說空話成風。什麼十個大慶，大慶下面還有個大慶，大慶周圍還有個大慶。沒過多久，又說松遼平原沒有大油田了，只有分散的小油田。而後，在國務院會議上說，十個大慶是中央決定的，把責任又推到中央去了。這是什麼作風。

　　矛盾是錯綜複雜的。困難哪。困難在於，這場鬥爭，不像戰爭時期那樣敵我分明。有些說法表面看來好像還是對的，實際後果卻是嚴重的。它造成千百萬人的貧困和因之而來的大量的社會問題。比如，對生活的失望、悲觀、因為你提我不提的幾塊錢工資冷酷相待……誰也不知道為什麼沒有了資本家、沒有了地主生活還是那麼貧困，這像是沒有盡頭的貧困根源到底在哪裡？生活的目標是什麼……人的靈魂將在這曠日持久、為每日的食物而竭盡全力的掙扎中遭到腐蝕。它引起激憤、憂慮、人的尊嚴的喪失以及對自身生存價值的懷疑……

　　不．一定得讓老百姓像個人那樣活著……

　　如果說過去有許多事情曾讓鄭子雲感到憂慮，那麼現在，在三中全會以後，他恢復了信心。

　　鄭子雲認為，三中全會，是黨在歷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會議。

　　如果說它的重要性相當於長征時期的遵義會議，一點都不過分。

　　三中全會只開了幾天，許多重大事情都是在三中全會前期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決定的。他參加了那次工作會議，對會議的全過程是清楚的。當時，「凡是派」的一些人還在臺上，首先是「實踐是檢驗客觀真理的惟一標準」的提出，和對「兩個凡是」的否定。這是極其重大的事情，在思想意識上解放了全黨和全國人民被捆著的手腳。

　　以後一系列的改革、平反之所以能夠進行，都建立在三中全會這一思想路線的基礎上。如果沒有這條思想路線，就是抓住了「四人幫」，人們還是在過去的道路上摸索，不可能有什麼真正的改革。

　　農村的放寬政策，休養生息，是同窮幹、大幹、苦幹、以糧為綱相對立的。允許多種經濟成分的存在，以計劃調整為主，開展市場調節，保護競爭。縮短基本建設戰線，反對高指標，反對浮誇風，反對過高的積累，改善人民生活。特別提高糧價，穩定農民這一頭。

　　為「天安門事件」和一切冤假錯案平反，包括為錯劃的右派平反。糾正對知識分子的錯誤政策，以調動千百萬人的積極性。這一切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的重大決定，都是在三中全會的基礎上展開的。三中全會的歷史影響是深遠的，它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個大轉折。對此必須給予充分的估計和肯定。

　　在這樣一個思想、政治路線的指引下，有什麼是非不能分清呢？有什麼障礙是不可越過的呢？他之所以能在工作中打開一些局面，指導思想不正是從三中全會那兒來的嗎？想到這裡，他心裡踏實了、熨帖了。

　　他把賀家彬寫的那份東西，鎖進寫字臺最底層的抽屜。若有人問起來，像一九七六年對待揭發方文煊反王洪文那份材料一樣，用「找不到了」交帳吧。這種處理人民來信的辦法能不能改一改呢？往來信者的原單位一轉了事。對反映問題的人缺乏應有的保護，對應當承擔的社會責任是一種推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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