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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我琢磨著，不得要領。顯然我的日本知識，涵蓋不了這複雜的老頭。我深感我只是繼承了一些概念，但企圖用概念的套子把這不馴老頭籠住是困難的。就這樣，他一直也沒給我講清——五十年前，怎麼進了右翼大浪人的門坎、怎麼娶了左翼女演員當妻子，怎樣到了烏珠穆沁的東部、怎麼給關東軍當了志願的民兵；就像他也一直沒讓我聽懂——五十年後他怎麼去了青海，怎麼進了那些貧瘠小村，怎麼給各族兒童分發助學金。 　　反正，蒙古勞倫斯已經變成了鄉村教育家。左和右劇烈地混淆，彼此尖銳地分解又化合。我意識到：不管標簽怎麼劇烈變換，但那顆銀髮飄飄的大腦袋裡，有一個什麼絲毫未變。聽他的口氣，他不過慢悠悠接著走著那條東烏珠穆沁開始的老路。他不屑與眾人共語，因為「他們沒思想」。 　　沒錯，老頭子絲毫沒變。我盯著的這顆白髮飄飄的腦袋裡，藏著一條對中國人很陌生的思路。更有趣的是，他武斷地判定我與眾不同，這使我暗暗叫苦。隨著交往愈多，我愈加說不清了。茉莉會不行、年輕人不行、新右派不行——難道只剩下我才算懂得他，只因我一樣在「東烏珠穆沁之東」住過，像他一樣在那兒「送走過青春」？ 　　賓館房間裡，亂堆亂撒著申請表和助學金發放名簿。馬占海、尕才讓、法土麥、王小紅。我不是好奇，也許是有些難受地翻閱著那些名簿。 　　他驟然切入的，是我熟悉的世界，宛似另一個東烏珠穆沁。如果我不是對這些名簿上的小孩和他們的父母過於熟悉，如果我不是至今還和他們的父母站在一塊無形的場地上，心甘情願毀譽與共，我依然會忘掉遙遠的服部老頭，嘲諷地看待一個錯把我當成懷舊對象的失意的日本浪人。 　　但是現在不能了，我不能回避他加於我的反省。因為他做著的一件一件，都是我正在努力做的。只是他幹得更隨意，更富於行動的快捷。 　　「嘿嘿，不用看，……沒有用，嘿嘿，」他的表情一副無所謂的樣子。仿佛他認定自己的事，就是按名單發錢。現在錢已發罷，他已經休息。 　　他隨手把一疊名簿扔在茶几上。「一個村子的小孩，家裡都很貧窮，給誰又不給誰呢！」他自語般說。我又摸起一本，滿本的一頁頁上，申請的助學金數額，都寫著五十或者八十。望著那些法土麥和卓瑪草，我茫然無語。 　　「去年您怎麼沒有來呢？」我問。 　　「店裡不景氣，錢不夠。」他望著我。好像日本經濟不景氣的壞處，只是妨礙了他去青海。「今年，我朝姐姐借了一百萬日元，說以後還她。」他自語著又呵呵笑起來，「嘿，還什麼呢，她知道我任性。」 　　為他開一次例？我沉吟良久，最後猶豫地說：「也許您願意我把您的事情，在報紙上介紹一下？」 　　沒料到，老頭正色道：「不！在報紙上登出來，事情就變了！我從來拒絕在那種地方……」我深深感動了。從那天晚上起，拒絕和審查結束，我在內心裡把他認作了自己的朋友。 　　4 　　其實對我來說，比他交往更深的日本人很多。和別人不一樣的是，他是我接觸過的唯一的一個「原右翼青年」。原來的日本右翼卻做著今天的中國左派從來不做的事，這怎能不逼人思考！ 　　甚至我還覺察到：在潛意識裡，自己居然在等著他。 　　我有一個朋友，是在日本留學的青海籍蒙古小夥子。他曾隨著服部老頭，在青海家鄉的農村跑過。比起我，對老頭的青海行為他知道得更細緻。一次我和他談起老頭，他居然說： 　　「老頭是個偉大的(aγu yihu)人。」 　　我愣了一下。這樣的蒙語表達，這樣對一個人的評論，是非常罕見的。一般說來，aγu yihu只能用於形容領袖。 　　一年過去了，又是一年。我在偶爾想起他的時候，心頭好像掠過一絲什麼感覺。不過，多是一絲念想閃過心頭，我沒有刻意地找過他。他一直沒有來，我的不安也在蓄積。終於，青海出身的蒙古小夥子學成歸國了，帶回了服部幸雄先生逝去的消息。 　　緣分就這麼短淺。 　　他的人生和思路，至今我也沒有弄清。尤其是東烏珠穆沁，雖然我知道他與我交往只是由於那一點，但在那顆銀髮蓬亂的大腦袋裡，東烏珠穆沁究竟是一個怎樣的痕跡，我一直沒能究明。 　　我只有他的兩張照片。一張是我和他在中協賓館的合影，另一張是那青海蒙古小夥子給我的，在青海黃河沿的恰蔔恰農村，披著氆氌袍子戴著紅領巾的各族小孩，密麻麻簇擁著銀髮飄飄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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