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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一） 　　1968年夏天，當我和兩個同班同學扒車插隊，混跡在正式被批准的知識青年隊伍裡，翻越了張家口大境門一線的長城，緊緊抓牢解放牌卡車的木攔板，奔向蒼蒼茫茫的蒙古大草原的時候，我們嘴裡哼的是清華老團的《井岡山的道路》，是還沒改詞的《長征組歌》，和被大小三軍宣傳隊唱紅的、譜曲不同的兩套《毛主席詩詞》。 　　在那條劇烈顛簸的，蜿蜿蜒蜒通向大草原的路上，我們沒有察覺：自己唱著的歌，和自己將要迎送的生活，其實各自屬￿極其相異的文化。 　　時代的偽裝，相當全面地隱蔽了這種區別。 　　那時的草原，正在席捲著紅色歌曲大潮。只不過，沒有誰指出過它其實是「漢式」的。那時不僅人人都在唱《毛主席的著作閃金光》和《大海航行靠舵手》，而且還正在一個小節或一拍之間，拼命地塞進好幾個蒙語單詞。雖然已經住進這片將要安身立命的草地，知識青年們卻沒有怎麼擔心自己的蒙古知識缺乏。我們只是興致勃勃地在那轟鳴的大一統主旋律之中，和貧下中牧們一起大喊大唱。 　　——只是，非常不同的是，在這種大喊大唱時使用的，是一種非常新鮮的語言。 　　最初的蒙語學習，最初的對異質文化的接觸和喜愛，居然就在簡直說是最不自然的方式中，自然而然地開始了。今天我才懂得：多少人永遠不能接近的一步質變，被我們跨越得簡單至極。此刻回想，只覺得不可思議。 　　時代的野性也鼓勵了在這個方向上的興趣。因為，突兀地加於我們的，還不僅是壓抑的政治和乾癟的「藝術」，更有亙古沿襲的——騎馬遊牧生活。 　　青春的欲望和活力，在騎馬的生活方式中，被釋放和平衡了。 　　隨著第一件袍子穿破，隨著對牧人生計的熟悉，以及在生產隊（今天叫嘎查）的家族和人群眾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昔日的北京中學生們闖過了蒙古語言的第一道關口。應當說，在這道關口裡的一片空地上，很多人都停步了。生活總算有了秩序，餘下的只是謀生，他們不打算再費力改變。 　　而且，誰也沒要求過誰什麼。 　　可是，在另外一部分北京學生的內裡深處，卻不易察覺地滋生出了一個細胞。 　　起伏的牧草，合理的飲食尤其是奶茶，鮮豔的袍服，駿馬和忠實的狗，慷慨而不道謝的作風，引誘著啟發著他們。追逐牧群作息，觀望水草遷徙的日復一日，使他們的身心漸漸薰染上了一層蒙古牧民的、難以形容的氣質。 　　壓迫人的政治空氣，並不能阻擋敏銳起來的蒙語聽力。那麼人就會向著魅力傾倒。對於我，就是向著蒙古舊歌的傾倒。 　　是有生第一次嗎？當我初次從一種異族語言中接觸了那樣的表達時，我有些不知所措。只是，幾乎就是在感到興奮的同一個瞬間，我就明白了——我不能和這些歌不發生關係。 　　「十兩黃金打成的摔跤服，在後背的上面閃著光。」而在草原上聽的時候，它的蒙語原詞不僅比漢譯更富畫面感，而且韻律間還有悠悠的讚歎： 　　「ArbanLang—ginaltanJodag 　　Ar—inedegurgilalJinahoi 　　和漢語是多麼不一樣呵，它居然是首句押韻！a對a，阿勒巴(+)對阿楞（後背）！年輕的我叼著草棍，躺在牧場上想入非非了。真絕呀，接著：「二十兩絲線繡的花護腿，在護腰的下面閃著金光」： 　　Horinlang-ginholgaitoxiu 　　Hormuicdogurgilajinahoi 　　從十兩到二十兩，從穿戴到籍貫，傳奇的摔跤手獨龍章被詠吟了一遍。最後，「百兩重的一頭走騾子，在場子中央小走著出現了」——Jo對Jo，召(一百)對召西（Josin，摔跤場）。當然，還要懂得什麼叫走馬的「走」（Joro），否則想像不出那頭走騾上場時又穩又搖的神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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