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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的雕像的聯想

在大時代裡可以懷念人。司馬遷生逢其時，所以總結那雄奇時代時，他的一部部列傳寫得筆下生花。愈節省筆墨愈韻味無窮；《刺客列傳》只是用殘墨寫了幾位不能不寫的「恐怖主義者」——20個世紀後不知為什麼連中國的電視臺也操著一股盎格魯·撤克遜式的正統秩序維護者的腔凋，念出恐怖主義者幾個字時帶著一種判死刑的味兒，——但那《刺客列傳》卻是偉著《史記》的壓卷之筆，永遠地發射著難言的、異端的美。 　　活不在那種時代則容易懷念狗。比如前蘇聯就製作過一部狗電影《白鼻姆黑耳朵》，讓人感動不己。近年來狗電影、狗電視、狗文學不用說養狗之風都常盛不衰，不能不認為其中深藏著人類的時代感和潛意識。 　　在日本，連狗都知道在東京澀穀車站前面有一隻狗的雕像。不用說，帶著一個動人的狗故事；不外是戰亂離散，主人一去不返，那狗便「死心眼」，死死地在那兒等，一直等得死在它與主人約束的地方。日後，日本人為了抒發忠誠和宣揚這種死而不渝的品質（日本人非常重視這種「不渝」；侵略戰爭過去半個世紀了，而他們有幾分「渝意」呢），——在澀穀為此狗鑄了銅像。至今凡約會在澀穀的人都流行把地點定在狗像前邊，以表示自己也那麼忠誠；至少能做到不見不散。 　　在東京掙扎著的百萬外國人對那條銅狗大體上態度淡漠。大約是在那兒約得多了，發覺只是給那條日本狗做了宣傳，而事實上日本人遠非那麼守信用，尤其是無利可圖的時候。於是，懷念故鄉狗的現象就產生了。 　　狗的回憶，有複雜的動機也有複雜的聯想。世上狗文學的主流大致上是吹噓；比著吹自己的狗的奇、猛、忠、靈。不節制的例子，有描寫狗不僅跟狼咬而且跟豹子咬的。而我見過的狗卻都很平常，平常得像一堆土。 　　*** 　　那是在烏珠穆沁，我在那兒插隊的第三年。不用說，牧人家都有幾條狗；我家的幾條狗中，有一條名叫吉裡格。這種狗名字其實不算名字，草原上吉裡格這個音類似於狗的通稱也類乎一種喚狗的聲音。 　　吉裡格可沒有那種鬥虎鬥豹的奇遇記，有沒有直接與狼廝咬過，也弄不清楚了。它只是一隻忠實的北方牧羊犬，壯健多毛，腦殼碩大，渾身是黑色，喜歡臥在包的正南方———監視著一切走近的異己者。那一年它大約是十七八歲，已經老得不能再老了，眼睛呆滯、瞳孔混濁，嗅覺也已經失敏。牙齒軟了，額吉每天留心給它弄些稀食喂。它摟著一塊骨頭左啃右啃咬不下肉來的時候，額吉默默地蹲在地上陪著它。 　　那一年不僅僅是狗虛弱的一年。我插隊住進的這一家牧民，因為說不清的複雜家族關係，在政治上正處於一個或者光榮地留在革命陣營、或者危險地陷進牧主階級的邊緣。草原不動聲色、但是陰沉地把一種薄薄的恐怖氣氛送過來，讓它彌漫在我們家那頂灰舊氈包的四周。 　　——不是那時身在其境，不是那時身困其間，今天我是絕對無法體會也無法總結的；那時我們被身份和地位而鞭撻，我們這個家族包括我這名插住其中的知識青年，都在忍受人類最卑鄙的本性之一——歧視。 　　誰都知道、但誰也不說的東西最真實。 　　那個冬天來我家氈包串營子的人依然很多。 我們包裡的成員，包括剛剛4歲的男孩巴特爾，神色中都有一絲小心翼翼，有那麼一點逢迎和膽怯。有兩個例外：一個是我，剛滿20歲的我那時雖然感到壓力很大但是心中不服，受不了那些趾高氣昂地來串營子的牧民。對他們我冷淡而懷著敵視，但那座氈包不由我作主，說透了我是這個包的緣份更遠的客人。一家之主是額吉的獨子阿洛華哥；他那陪笑臉說奉承話的一天天的日子，真叫我討厭透了。還有一個例外是吉裡格；它老糊塗了，忘了世態和處境，有時會突然悶頭悶腦竄出來，咬住人的氈靴不放。它的牙齒已經沒有勁頭，齒尖也沒有了銳利，所以一般是能嚇人一跳、咬人一疼，而不會咬出血來。 　　真是那樣：人弱得沒有說一句硬話的勇氣，狗弱得一嘴下去咬不出血來。然而這一切並沒有突發事變，並沒有戲劇性和什麼特殊性，日出日暮，四野茫茫，積雪平靜地隨著寒風變厚著，一切都循著秩序。當一天天都是有苦說不出來時，那苦也就無所謂苦了。 　　1992年冬，當我從日本回來的時候，我猛地悟出了我與那一家蒙古牧民之間情份的緣由。 　　在東京每當路過澀穀，我都繞過去看看那條銅狗。看著它時心裡想起了吉裡格，我變得懷疑一切編造的狗故事，我覺得我這種心情與澀穀聚集的各國流浪漢們非常相似——因為在他們的神情中也有一絲對那鋼狗的隔閡和蔑視。 　　在那裡能看見各種外國流浪者。最謙恭的表情屬￿孟加拉人，最自尊而因為無法施展而顯得拘束的是伊朗人，無畏地唱著歌，跳著舞以求掩飾自己的孤單和慌亂的是拉丁美洲人，為著一個共同的目標，掙小日本兒的錢，大家五湖四海地走到一起來了。人群中最隱蔽而一眼便可以發觀的是中國人，當浸泡在歧視的空氣中的時候，中國人是不唱歌、臉上也不會出現好鬥的自尊顏色的。 　　我想著狗的事，趁無事好做和這些流浪漢們尋機攀談。孟加拉人要攫住每一口食物，但不渦泯的善良天性使人微微心動。拉丁美洲人跳成一個盾形，故意不理睬世界，愈沒有人扔錢他們唱得愈凶，藝術原來是窮人護心的盾。我和一個伊朗小夥子偶爾閒談起來。憑著伊斯蘭教，我們能互相信任地談。他被一個日本警察奚落了一頓，原因是他向警察問路，那警察先把他問了個底兒掉。進入日本的伊朗小夥子大多用旅遊簽證入境，然後四處尋覓重體力勞動——日本人借他們一臂之力解決勞動力不足的困難，再隨心所欲地收拾他們。我和他聊得很痛快，聊海灣戰爭，臭駡美國佬。 　　這時，有幾個醉醺醺的穿西服的日本人圍住那群拉美歌手。一個醉鬼不知為什麼亢奮了，摟住那彈吉他的小夥子又蹦又跳，其相醜惡難以形容。吉他手不知所措，因為那醜惡醉鬼付了錢——我想起一個打工朋友說的話：日本人真是連男人也要調戲一番的動物。我和那伊朗小夥子停住了閒談，看著狗像前那歌攤。我們都有點緊張，都不知那幾個拉美歌手會怎樣。在這個無恥的世道，人心很像火藥庫，爆炸只需非常小的一個火星。 　　但是，歧視如果有強大的貧富為依據，歧視會被社會接受。爆炸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因為背叛了的社會太冷了，不給你一個炸的溫度。 　　那拉美吉它手靦腆地、好不容易甩開了穿西服的鬼子 他也一樣，在這樣的世道裡人沒法子炸，哪怕讓鬼子「調笑」一通。 　　我看著這一幕，猜測著換了我會怎麼樣。伊朗小夥子盯著這一幕的眼光陰沉，我一時無法判斷這12伊瑪目派的青年在想什麼。 　　*** 　　那一年我家最怕客。準確地說，是我和額吉兩人厭惡客人。那個冬天的客人中，有不少人有那麼一點像澀穀狗前面的西服醉鬼：說他壞似乎又沒有壞到該揍他，說他不壞他一丁點兒一丁點兒地欺負你的心。額吉是一切的原因，因為她的出身問題（她已經是老太婆了還是逃不開出身！）彌漫而來的不祥空氣，壓得我們喘不過氣來。 　　整個冬天我心情煩躁。凍硬的牛糞絆著腳，羊群渴鹽硝已經急得啃圍氈和車轅了。天空一連兩個月陰霾不開，不下雪，只是白毛風刮得積雪一天比一天硬。下午4點鐘羊群回盤， 我們忍著凍忙著圈裡圈外的活。最後忙碌完了鑽進包門時，冬日的草原已經漆黑了。這種時候人全心全意想著的只是熱騰騰的羊肉麵條；而往往在這種時候不速之客報門進來了。 　　如果是能稱之為朋友的客，人誰都不乏好客之心，更不用說牧人。但是若來一種心理上懷有一分欺主之意的客，那一天唯有的喘息和暖和就算完了。 　　70年代初，草地上很盛行這一套。成群結隊到了一家門口，進門後熱熱鬧鬧地扯皮，氣氛快活融洽。而主人多是四類分子、牧主富牧——貴客臨門趕緊張羅還唯恐不及，誰還會去計較微乎其微的心理！我曾在一篇小說中寫到過這種天天迎接欺主之客的人，他每個月打發這些來客要用一二百斤糧食（《北望長城外》）。不用說，這一套是輪不到我家的，因此那時和以後很久我都沒有認真思考過人性的這一面。 　　我住的阿洛華哥家輪上的，是近似歧視的一種交往。我當時只是極端地反感，但是狗咬刺蝟無處下嘴，像那個在澀穀賣唱的拉美小夥子一樣。然而，老狗吉裡格可是不管有刺無刺，該下嘴就下嘴。它老透了，老得失去一切判斷和分析的能力，老得鼻頭眼睛粘糊糊分辨不清，它只憑一個大致的好惡，並且本能地行動。 　　那一天是個晴天，羊群疲憊地走不遠便大嚼起來。中午我哥來換我回家喝茶，我就離開了羊群。 　　拴馬時看見牧民A的馬，配著他漂殼的銀鞍。我進了包，看見額吉正在招待A喝茶。我端起茶碗順便坐在門坎上，和A問答了幾句。 　　這一天的A和往常沒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喝著茶，扯扯天氣膘情，草場營盤，半個時辰後他告辭了。 　　吉裡格突然一口咬住了他的腿。 　　A慘叫（該說是驚叫） 時，我們都沒有弄明白發生了什麼事。一向蹲踞在氈包南線面對遼闊原野的吉裡格，不知什麼時候守候在門口，而且似乎等侯一般把大黑腦袋緊湊著門檻。很久以來，它不吠叫了，有時無緣無故地低吼幾聲，嗓音濃濁，分辨不清它的心情。它悶聲悶氣就是一口，咬住了A剛剛邁出門檻的靴子。 　　我反應過來以後馬上想到的是： A不會受傷。吉裡格的牙齒已經全壞了，以前我也曾被它咬過一次， 氈靴筒上只被它的牙床嵌出幾個小坑。但是，A似乎受了不可思議、無與倫比的巨大驚嚇和摧殘，他好像被咬漏了腦殼，那藏著已經很久的邪惡一下子泄了出來。 　　他掄起馬棒打狗時，我的嘴角還殘留著一點笑；額吉甚至還帶著歉意地替他呵斥吉裡格。「滾開！……你這瘋狗！……打，狠狠地打！」額吉喊著。 　　但是， 打狗的客一旦動了手，就不僅僅只想出一下氣或挽回一點面子了。A打了幾棒以後，發生了一個倏忽間的變化；他動怒了，決心要打個痛快，打出威風來。 　　我特別記牢了這個瞬間閃過的變化。這就是那種誰都知道、但誰也不說出來的真實。 A與我家住得太近了，他和我哥的往來太頻繁了，草原上今冬階級複查的風刮得太緊了， 四下裡議論我們這個包的時候那敵意太明顯了。A並不是自動與我們住得這麼近，草場是官們劃分的；他和我哥並不是朋友，接觸多只是因為住得近；他是無可爭辯的貧牧成分，他犯不著讓那股蔓延的敵意也沾上自己的身。我牢牢看清了他要抓住這個碴口與我家來一場矛盾糾紛；尤其今天是晴天，家裡只有老太婆一個人。 　　一兩分鐘之後， A怒吼的詞匯已經變成「殺」，他咆哮著：—定要殺了老狗吉裡格。 　　他掄圓了馬棒（烏珠穆沁的鞭子都有一截圓木棒，有些人則用長馬棒當鞭子），瘋狂地打狗了。吉裡格看不清楚，所以躲閃很慢。棒子重重打在老狗的肉體上，發出噗噗的鈍聲，狗看不見，便不躲閃，我聽見它喉嚨裡咕嚕嚕地低聲吼著，聲音又粗又重。 　　*** 　　第二次我遇見那位伊朗小夥子時，他是單獨一個人。澀穀狗像前人很多，日本學生們正等著黃昏降臨，然後去尋歡作樂。我和他談到12伊瑪目，談到中國境內的塔吉克。他的父親和哥哥都是完成了朝覲的哈智，他對此很自豪。我問他是住在城裡還是鄉下，他說現在住在德黑蘭，小時候在鄉下放羊。 　　說著放羊的時候，我們都瞟了一眼那條銅狗，誰也沒有說什麼。 　　還扯到女人，伊朗人在日本都是單身打工，不帶家屬。不管合法的工或是黑工，他們的目標是掙上一筆錢就走，誰也不與這個國家過多糾纏。這一點與中國人非常不同。伊朗人只要日本人的錢，他們要做伊朗人；而中國人沒有這麼簡單的原則。他反問我，為什麼有那麼多中國女人在日本，「她們都坐上出租車了吧？」他問。 　　我們都笑了。這是個挺惟妙惟肖的描寫，雖然有點尖刻。但是笑了一下就作罷了，我和他都心神不定。半晌，他說，他要回伊朗去。 　　我問：工作沒有了？ 　　他凝視著我，點點頭，接著又說道：「沒有房子住。」 　　我無法回答一個字。勞動力缺乏的東京，自由租賃房子的東京，我們實在是太熟悉了。誰也不說、誰都清楚的是人對人的歧視。一個島國居然歧視諸如波斯、中華那樣大的古國，我們也曾奇怪和不解，但世界就是這樣。 　　——那是我最後一次見到那位伊朗青年。我倆沒有去說不愉快的事，我不願追問他怎樣被不動產商人拒絕租房，也沒有追問他怎麼找不到工。我倆能找著快樂的話題，更重要的是，在彼時彼刻，在那群男女包括那條銅狗中間，我們倆之間的平等和尊重是真摯的，沒有染上一星肮髒的歧視病。 　　那天分手時，我覺得鋼狗是虛偽的，狗的雕像不應該如此，因為忠實的狗遵循的是一種人類學不會的原則。但是關於怎樣塑立一個狗的塑像，那天我沒有想清楚。 　　身軀高大魁偉的伊朗——波斯小夥子消失了。我和他的邂逅已經結束。在燈光閃爍的澀穀，他的背影非常俊美。這美消失了，但是沒有被歧視人的世道玷污。回到他動盪而貧窮的故鄉以後，他要負起沉重的生活。但那生活畢竟不會這麼壓迫心靈，我想著不禁為他松了一口氣。 　　伊朗人的思想是正確的。忍受妻兒分離的苦楚，掙它一筆錢便一去不回。不留下一絲一毫的情感和企望給他們，一切都寄託給自己的、像人一樣的生活。高原的牧羊犬和美麗純潔的波斯女人在等待著，在離開之前確實無需回顧。 　　他根本沒有再看那銅狗一眼。他住在都市但生於牧羊人之家，我猜他一定也曾養過幾條出色的好狗。在我和他之間這種似有似無的交往中，他從來沒有提起銅狗一個字。或許，他只是視那條狗為一塊銅，一個裝飾，一個符號，一個形狀，他內心深處根本沒有認為那也算一條狗。 　　*** 　　勃然大怒、 復蘇了體內對我家的蔑視的A，可能不再認為吉裡格是一條狗。衰弱的吉裡格已經不會躲了，一動不動地立直身子，低垂著黑毛茸茸的大腦袋。馬棒打在它的背上，打得它一晃一晃，但是它不會躲，不逃開。它濁啞地呼呼吼著，那聲音——後來我久久回味過，但至今我不能講明那聲音裡充斥著的，究竟是憤怒、是絕望、是抗議、還是輕蔑。而A愈打愈輕狂、愈打愈滋長了欺負人侮辱人的快意。「殺了它！殺！殺！」他單調地罵著，充血的眼裡閃著罕見的凶光。 　　不知這一切都是怎樣發生和轉變的。A從吃驚（也可能還有疼痛）到發怒打狗，再到決心殺狗欺主——其實是殺狗鬥主，他要製造與我家決裂的鬥爭——，僅在一兩分鐘之間就完成了。同時，在同樣的瞬間裡，額吉也從吃驚、道歉、呵斥吉裡格，而突然地轉變為要救吉裡格的命。 　　白髮蒼蒼的額吉死死撲在吉裡格身上，把狗壓倒，用身體護住了狗。我萬萬沒有想到，我簡直不能想像，她居然會有這樣的舉動。 　　A無法下手了。 他舉著馬棒，圍著額吉轉著，尋找能下手打到狗的縫隙。但額吉拼死地伏在地上， 掩護著吉裡格，A被瓦解了，雖然他還在罵罵咧咧——這是他這一類蒙古人的伎倆。他顯然被震驚了，但他還要掩飾，他不知如何收場才好，所以只好盡著一張臭嘴唇不停地動。 　　我看見，側面山崗上，筆直地沖下來一騎馬。阿洛華哥發現了家門口的動靜，他趕回來了。那匹馬筆直地沖下陡坡，濺著一條垂直的雪霧。 　　這就是我，剛滿20歲時的我目擊的一次打狗欺主。這也是我第一次面對面地看到對人的欺侮。那時我沒有懂得這種罪惡源於歧視，我更不可能想像當時我認為已經被壓迫得氣悶的牧民，在未來也可能去歧視別人。 　　這件事刀刻一般留在了我的心上。不論歲月怎樣淘涮，直至今天我無法忘記它。也許，連我自己也感到古怪的、關於我和那位蒙古老人之間的感情，全是因為這個基礎。有朝一日，倘若她的後代遠離了那種立場和地位，或者說倘若他們也朝著更低淺、更窮的人舉起馬棒的時候——我和他們之間的一切就將斷絕乾淨。 　　阿洛華哥馬到門前， 為A造成了下臺階的機會。他不用尷尬地對著一個襤褸的老太婆舉著馬棒了，但是他可以同兒子繼續鬥。 　　我沒有介入。我哥的囊脾性早叫我煩透了。他是絕不敢一斧子、哪怕是一鞭子掄向A的。 隱隱伴隨了他多年的低下地位造成的軟弱，使他也練就了一副嘴皮子。他只敢說，決不敢動——兩個漢子吵了個天翻地覆，吵到太陽下山，A累得回了家，但是不僅沒有懲罰也沒有決裂，一個月後A又恬不知恥地常來常往了。 　　A來串營子時，不敢用頭往包門裡鑽，而是用屁股拱開門，倒著進包。我看見他就噁心，不過，這種人太多了，我後來也就司空見慣。 　　其實吉裡格睬也不睬他。 吉裡格對A如魯迅所說，採取的是最徹底的蔑視。 A以後每次來串包，都換不來一聲狗叫。吉裡格遠遠蹲在包正南方的草地上，正襟危坐，凝視著茫茫的草原。 　　吉裡格終於衰老得到了那一天。 　　那是後來，有一次，它搖搖晃晃地覓食。那天太陽照得很暖。後來它晃蕩回南面那片草地上，臥了下來。吉裡格晚年的日子大致天天如此，在陽光下昏睡，因此誰也沒有留心。 　　次日，它還臥在那兒。 　　再過了一天，它仍然臥著不動。我詢問地望望額吉，額吉沒有說什麼。它那身漆黑的毛被風吹拂得掀動，我無法猜測它在做什麼。 　　吉裡格就這樣，漸漸地溶化在我們家南方的草地上。黑毛皮溶蝕了，變得淺談模糊。我們仍然不去驚動它。最後，應該說它消失了，那正南方草地上只剩下一個架影，像一叢芨芨草，像一個黑黝黝的土包。 　　翌年那兒真地出現了一個土堆，上面密集地長著意草。那一叢草比平地高出一具狗身，永遠地留在了我駐過青春的營盤上。 　　以後幾年，甚至十幾年後我騎馬走過那裡，眺望舊營盤時，總是能清清楚楚地望見那一叢草。 　　寫這麼一個平淡的狗故事當然不合時宜。不過我早就決心寫寫這件事。時宜是否引人墮落我不關心；但是一個新秩序正在這個世界上形成，流行的時宜也許使人忘記這秩序可能壓迫自己，因為它公開打著歧視的旗幟。 　　這一切方興末艾。再寫下去人會說這是故作危言。共鳴的消失，再次證明著人的變與不變。離開那條銅狗的伊朗小夥子，離開那條銅狗的我，都迎著生存、孤立、正義幾個壁立的巨大質問。但是我們失去了人的參照卻仍擁有狗的參照；我們能夠找到答案，製造出有美的生存方式。 　　無論處在怎樣的時代，人類中的美從沒有中絕。狗通人性，正因此狗才那樣動人地追隨，那樣始終不渝。 　　199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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