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達書庫 > 張承志 > 敬重與惜別 | 上頁 下頁 | |
| 四十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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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877年，日本出現了最早的大學——東京大學。 十年後，東京大學文科設置"博言學科"，其中有朝鮮語、愛努語、梵語等課目，開了直接掌握研究對象語言這一方法的先河。 1876年，東本願寺以佛教一宗派之力，向歐洲排遣梵文和印度學的留學生，南條文雄在英國取得了日本東洋學的第一號博士頭銜，學成歸國。同時西本願寺也排遣高楠順次郎赴歐，從德國拿回了博士學位。他們回國後，為日本打下了牢實的印度和佛教學根基。 趁著1900年日本參加八國聯軍、到北京鎮壓義和團運動，南條文雄作為東本願寺慰問使，在北京與日軍一起，把黃寺所藏藏語大藏經甘珠爾8類151部350冊，做為日本駐北京軍隊的禮物獻呈給天皇（轉東京大學收藏）；並把十七世紀的106函1016部甘珠爾、252函5001部丹珠爾，以及宗喀巴全書等藏文經典，送給了東本願寺所屬的大谷大學。 對俄戰爭勝利後，奉天（瀋陽）落入日本控制。在另一派東洋學鼻祖、時為記者的內藤湖南的加入下，日本早期學術的開創者們又從奉天、尼泊爾、北京等地，橫奪賤買，把大量蒙文、滿文和梵文的佛典運回了日本。明治天皇甚至拿出宮內費用，支援這一資料奠基。只是，1912年關東大地震時，保存在東京大學的珍貴經典，被一場孽火全部燒毀。 日本東洋學的二十世紀，就這樣揭開了篇章。 1897年京都帝國大學開設，又一個學問中心隨之誕生。不久第一高等中學校長那珂通世提出劃分東洋史與西洋史的理論，在世紀之交迅速發展的漢學科與史學科中，後日學術泰斗如桑原騭藏、白鳥庫吉，都是最初的學生。 他們逐漸朝著兩個方向集中精力：一是中國本身，一是歐亞大陸。後者的深入"內部"注重語學的傾向，以後代代綿延。 在百年的跋涉之後，如果在今日回首眺望，"東洋學"已是日本的驕傲。象牙之塔內的技巧，實證主義的謹嚴，濃重的學術油彩，厚厚地遮蓋了亞細亞主義和帝國雄飛的底色。把它與亞細亞主義並論，其實不太合適。 但它的內容，又遠遠溢出了學術。確實，在明治以來的一切日本知識分子活躍的角落，都能發覺大亞細亞主義的影子。哪怕音樂、電影、佛教、小說，更無論人類學、考古學、甚至昆蟲學，都糾纏著說不清理還亂的背景，都有著發達的思想、人脈、著述。巍然其中的要數東洋學——它與大學的設立、資料的蒐集與圖書館學的奠基、田野與現場的調查、諸種語言包括其古語的讀破，分流彙聚，蛛網縱橫，形成了一種多中心的東方知識體系。 歐亞大陸、伊斯蘭世界、中亞及蒙古，宛如一座座巍峨高峰。對這座學術山脈妄圖整理，是最蠢的發想。無論哪個領域學科，僅著作一項就是百年積壓汗牛充棟。整理它，幾乎就是在書的迷宮迷失，幾乎就是在茫茫考據中沉沒。誰能盡知它的考據艱深與天下志向？道不盡其中複雜的包含！ 隨筆舉一個例子，若桑原騭藏，若想簡述他的巨著《蒲壽庚考》（蒲壽庚の事蹟、1923年），就需要一個領域的讀破。以散文的概括，很難容納他立足十九世紀式的實證學術、以泉州豪族蒲壽庚一家為軸、徐徐勾勒出來的一隅宋元之際的圖景；面對那種綿密考證銳利發現、一分正文三分注釋、驅使古今中外資料的專深，我缺乏概括的學力。 當西方實證主義的手段、與時代的巨大視野融會以後，他們建樹的博大，令人瞠目。或者再選一座"蒙古學"的山崗，觀望一眼已有的業績？ 從那珂通世遠在明治四十年（1907）第一次以《成吉思汗實錄》為題完成秘史的全譯以來，僅在《元朝秘史》一點之上，側重於歷史的譯本，就有小林高四郎《蒙古的秘史》（1941）、白鳥庫吉《蒙文音譯元朝秘史》（1943）、村上正二《蒙古秘史》（1970－76），以及側重古代蒙古語言分析的、如小澤重男《元朝秘史全釋》等諸多譯本；加之論文、調查或遊記，截止於1980年便有近400篇。再擴而展之兼及廣泛的中北亞，僅登錄於1988年編《中亞研究文獻目錄》者，就超過了15000種。 ——這些都不是這本小書的選擇。 但也不能對東洋學閉口不談。因為看似雕蟲的學術，尤其是時代思潮的產兒。 究竟挑選怎樣的例子，才能觸及它的本質呢？ 白鳥庫吉於1907年發表《亞細亞研究乃戰後一大事業》，顯露了他的初衷： "國人以為盲於遠東事情乃屬當然，又欲與西人於其地相爭利益。余輩吃驚於國人如此無謀，更深恐靠不易戰勝所獲之威力，將于和平競爭中消滅殆盡——是乃余輩疾呼亞細亞之研究，喚起世人注意之所以。" 白鳥庫吉是一代邊疆派學術的代表。 他企圖模仿英國的皇家亞洲學會和法國的亞洲學會，組織日本的亞細亞學會。雖然最後"東洋"置換了"亞細亞"的名稱，但以後日本各亞洲研究的基地和實體，如滿鐵調查部、東方學會、東洋文庫，都能追溯到這個淵源。 ——他的《蒙古秘史》轉寫本與漢文刻本共印，查詢方便，讀著流暢，是我在學生時代使用最多的一冊。 與學問的邁進齊步，在白鳥庫吉的建議下，日本以京都大學等國內學者為教授核心，在各殖民地和偽政區都創建了大學。 1926年朝鮮的京城帝國大學、1928年臺灣的臺北帝國大學、以及1938年在長春的建國大學都逐一開學。 有趣的是，最短命、學生最少的"滿州國建國大學"，在其中抱負最大。建國大學的倡建者，是著名的關東軍決策軍官、亞細亞主義者石原莞爾。按照石原的設想，未來的建國大學應該是這樣的： ——建國大學完全排除既有大學的教育方法。既排斥馬克思主義又排除帝國主義。大學根本的目標是民族聯合的實現。它將是日、漢（包括滿）、蒙、鮮、俄五族子弟共學、培養不止滿州且囊括中國本土、印度與東南亞的一所亞細亞政治精英養成所。就學期間，學生們將"一塊吃、一塊住、一塊用蒙語朝語或日語打架"；三年在校讀書、三年投身社會。尤其後期三年，學生們要進入底層吃苦耐勞，再把體驗的內容上升為理論。建國大學打算誠邀托洛茨基、胡適、周作人、甘地、布斯等重要人物任職；但這些受聘者不都作為教授、一部分人將作為"研究的素材"，進入這所"亞細亞大學"。 ——如今讀來恍如聽夢。 但這個用日語發出的聲音，也並不完全陌生。在這些設想裡，除了閃爍著一代皇國軍人的虛妄之外，若對那時代的亞細亞主義有所理解，也可能聽出一絲使命感。 可歎石原莞爾的宿命，是在挑起血腥戰爭之後接受歷史的嘲弄。即便在日本的殖民地大學系統裡，這一所大學也最是毫無聲色。臨開學才定下的大學校長，由偽"滿洲國總理"張景惠充任，典禮掛出的牌子上，寫的不是亞細亞的解放，而是傀儡的"建國"。 那麼，究竟有沒有能匹敵於宮崎滔天或相馬黑光式的熱情、今天仍能給我們以啟發和反思的學術呢？ 1936年，小林元和大久保幸次合著的《現代回教圈》出版。引用如下的段落，或許可以省去我的評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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