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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四


  具備伊斯蘭學識基礎的人會明白:這一方向,已經不再是竹內好激賞為"過去甚至以後都無人能超過"的《回教概論》的秀才學技了,恰恰是"概論"天下時代的大川周明尚未跳出對伊斯蘭的帝國主義猜想——而他的晚年,卻瞄準了E·薩依德揭露的"東方主義"的靶心。

  誠然,臨盆於日本帝國的胎盤、又賭命于一種完美的理論,說到底是前定的徒勞。但人們也應如竹內好所說,不必因人廢言、談及大川周明便生"不潔之感"。我們該有勇氣說:大川周明的摸索,不僅對和平降臨後的日本,甚至對仰望富強的中國,都是一份難得的饋贈。

  魯迅研究專家、亞細亞主義的闡釋者、正在中國知識界流行的日本左翼思想家竹內好,居然是大川周明的知音和熱烈鼓吹者。

  竹內好一再撰文演講,稱道這位日本右翼的思想魁首,指出他的種種局限,更指出他受限於時代的不得已。他提請人們注意大川在東亞經濟調查局或滿鐵主持一面時,曾採用了許多左翼的知識分子,而且得到大川庇護的馬克思主義者也有相當數目。

  但是,竹內好對大川周明的伊斯蘭觀點的分析,卻堅持了一種對西方話語的固執。

  這位曾就職於回教圈研究所、在皇軍佔據的北京做過清真寺調查的魯迅知音,在《大川周明的亞細亞研究》的結尾,毫不顧忌前輩如大久保幸次反復強調的——伊斯蘭是愛的宗教、伊斯蘭從不用強力迫人改宗、"一手握劍一手持經"的說法乃是無端誣衊——仍然一邊引用著大久保幸次深有學理意味的告誡,一邊堅持這一說法乃是伊斯蘭的精髓。於是,把向摸索思想出路的大川周明,朝著對伊斯蘭負面的方向闡釋。

  在這核心的一句之上,由於缺乏對伊斯蘭學知的把握能力也缺乏痛切的宗教體驗,竹內好製造了他思想的悖論。他率先熱烈肯定的、一位墮入歧途的思想家可能有過的純真和深沉,在轉了一圈之後又遭受了他的否定。

  他對大川周明伊斯蘭觀點最深沉處的缺乏感覺,恰似這位魯迅權威在整本的魯迅闡釋中的某些粗暴。如——"魯迅的小說太差。雖然在近代文學傳統淺薄的中國一般小說都差,但即便如此魯迅的小說也差"、"《肥皂》是愚作、《藥》是失敗作、《傷逝》我以為是惡作"——的語言,或暴露了一種個性的武斷,或顯示了一種方法的弊病。(《大川周明のアジア研究》,竹內好セレクション2、P·364-365,2006年,《魯迅》,日本評論社,1944年)

  逃脫了監獄、躲進了醫院的大川周明,已經喪失了提議日本參照伊斯蘭的餘地。如他以行為和思想表明的一樣,伊斯蘭對晚年的大川周明,早已不是一項政治途徑,而只是一種思考傾向。反之,倒是左翼陣營的竹內好,居然固執於西方堅持千年的"一手握劍一手持經"意識形態思路。評論魯迅尚可聽由個人的感性;而對大川周明——實際上是面對伊斯蘭的歷史文化體系——若欲解說,需要跳出西方賦予的學知桎梏,需要潛入研究對象奧深的火候。

  無論"一手握劍一手持經"也好,一代狷介文人的蓋棺論定也好,世間的思想探求,並無禁忌。但是回頭反顧,從大川周明到大川周明的辯護者,從舊式的亞細亞主義"者"到當今的亞細亞主義"家",曲折一條軌跡中,隱現的警示誘人遐思。

  今天喜歡亞細亞主義言說的人,比起宮崎滔天和大川周明,更呈示著一種曖昧。有一種習癖,姑且稱之為"二次東方主義"吧,尤其在日本學人中傳染,久治不癒。若檢討原因,只能說他們欠缺一種素質;一種與被關注的對象結合,以心比心、甚至獻身的素質。

  4.

  更多的亞細亞主義者,乃是"行動型"。

  被啟蒙的思想一旦付諸行動,又受到了地理的限制或鼓動。

  無數狂熱的青年,在明治以來亞細亞主義的魅惑下,把中國認做了實現青春抱負的亞細亞。不消說,如此的亞細亞主義,即便確有對弱小各族的款款衷曲,更鼓噪著挑動邊疆各族反叛、破壞中華帝國大一統的轟隆鼓聲。

  他們行為中的"亞細亞主義"因素,在炮火與血污的遮蔽下,已經很難剔別。他們的人生,也都終結在帝國覆滅的業火與悲劇中。

  "滿蒙派",是行動型亞細亞主義者的複雜核心。

  比如關東軍核心參謀和建國大學的首倡者石原莞爾,他曾參與導演九一八事變、卻又反對發動盧溝橋事變;

  如從柏林出發,實行了騎馬橫斷歐亞大陸的壯舉、費時一年零四個月經西伯利亞東端返回日本的軍官福島安正;

  再如以四冊影響甚大的回憶錄留名的、明治時代的遠東特務石光真清;

  還有在日俄戰爭中大逞謀略,重金煽動波蘭和芬蘭的革命風潮、在俄國發動暗殺、遊行、甚至結交列寧支援布爾什維克革命、被譽為一人超過十個師團的間諜外交官明石元二郎;

  ——叩問其思想,都多少與亞細亞主義有緣。

  當時這些心頭懷著亞細亞主義挺身於行動的日本人,軍人民間大體有南北兩派。南派的目標,大約是上海兼及廣東以南;北派則對準了所謂滿蒙。

  不消說滿蒙派人數眾多。上述石原、石光、明石、福島都屬￿此類。因為鮮、滿、蒙對日本乃是一個老問題,與完整的一部帝國興衰史血肉相連的主戰場。所以北派的亞細亞主義者,大都與軍部配合。

  漸漸"解放亞細亞"淪為了一句謊言。

  明治以來,大國崛起的美夢,陶醉了朝野軍民。"解放亞細亞"的主義,隨著海外雄飛的狂妄,成了一支雄壯的進行曲。或者明說,或者暗示,不必贅言日本是主角、毫無餘地日本是盟主。從文學到理論、更因不尚空談的性格付諸實踐,一切對於亞細亞和甚至遠達印度阿拉伯各民族的興趣與關心,都如茂密的柳枝,從這棵樹根上抽芽。

  這樣的言說,在東南亞尤其英屬印度,煽動了一股同感。但這樣的實踐,在東北亞卻撞上了兩個試金石——對亞細亞之一的中國怎樣"同情和保全",對朝鮮等弱小民族如何"無私並奉獻"。

  特別對朝鮮與中國,日本不能逾越利益。於是"保全" 換成了分裂,"奉獻" 變做了佔有。他們只能一步步撕去亞細亞主義的衣裳,效忠自私的帝國利益。一切"對革命志士的支持",目標都是毀滅中國——先是腐朽的清朝,後是脆弱的民國。

  同樣,比如蒙古,"對弱小民族的扶助"的言論,最終不過是為挺進的皇軍,尋找傀儡和民兵。

  這是一切北方派亞細亞主義者的宿命。哪怕他們在早年,可能憧憬過四海兄弟的美景。

  由於與老人服部的關係,我該勾勒一下川島浪速的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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