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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


  漸漸地,公民館內的群眾,就沉浸在不可思議的搖盪中。打著拍子,唱著疊句,我漸漸也興奮而陶醉。不僅在告別的日本旅次、能再聽到他的歌是難得的享受;而且,看到自己多年追隨的藝術前輩最終成熟,也是賞心悅耳的快事。記得那個時期,包括在東京為他寫CD《信康》解說時,我暗自想找到勸誡他的話語。希望他不要幻想幾句日本號子,能替代亞洲浩大的民間音樂。而此刻我卻想,人都是唯有故鄉最親切,何必非要強求他呢?他自有前定的路。十四年不見,瞧,他不是把日本的號子,敲打成了一種新歌!

  歌王老了,帥氣未脫。他還是滿嘴自信,一股子虎老不倒威的派頭。他沒讓我發覺一點暗色,雖然多少還有些捉摸不定。平野、吉田、九十年代的竹鼓樂隊一字排開在他背後。看來他確實選定了「嗯呀咚咚」,而且竹子也不能算什麼拳套。他的姿態非常放鬆,開口不斷笑話。在多治見的那個晚上,在最後的注視之後,我終於相信了他。

  這「相信」不好解釋,它很複雜,包括了人格和政治的可靠,還有藝術的資質和方向。在松戶的時候,他曾經提著一個小包,到我寄居的簡陋小屋來玩。我借來了吉他,但沒有開口要求他唱。小包打開,原來裡面是各種音調的口琴和琴架,他折斷一根筷子,用繩子綁緊,壓住琴頸上的弦。

  「先給孩子唱一支,」他說。

  接著,貧寒的松戶小屋裡,就響起了那有名而動人的、用關西話唱的《鬱金香別針》。

  那時,我的女兒才只有九歲。一個大名鼎鼎的歌手緊挨旁邊,使她感到新鮮和特別。她摩挲著口琴,怯生生也想試試。那一晚岡林唱了很多,換下口琴時,他對女兒說:「一會兒送給你。」

  後來,那支C調的口琴,就成了女兒的珍藏;若干首岡林信康的歌詞,也成了她的日語詞庫。

  有時我感到吃驚,對最初介紹了他的小德地,我總覺得有些抱歉。當然我知道最高興的就是他,因為他覺得年輕時為中國朋友做的一點事,最終被證明是值得的。

  回國後不久,岡林信康要重登「野音」的消息,就開始在朋友的電子信件裡不時出現。

  1971年在東京日比穀野外音樂堂他舉辦的音樂會「錯開狂放」,給日本音樂史刻上了重重的痕跡。時過三十五年,他宣佈在原來的場地、以他「嗯呀咚咚」的新潮、以他六十歲的年齡、冬行夏令、再做一次不合季節的開花。

  我已經遠在中國,靜靜等著他的消息。

  日比穀野外音樂堂,可不是大廟的本堂、小學的體育館、鎮上的公民館。它是東京最大的演唱場地,地位有點像北京的中山公園音樂堂。那是一個真正的大場所,他能得到足夠的回應麼?

  他這回把「岡林」用諧音寫成「禦歌劈子(Okabayashi)」,演唱會標題全文是「禦歌劈子信康/狂放錯開2007」。

  但是經歷了多治見的現場之後,我感覺,自己已經能夠判斷他的「野音」。他一定會動員一次同齡人的「新長征」,以回敬企圖冷落他們的時代。在整個九十年代這麼做都不合時宜;而今天,在日本,似乎可能性已重新降臨。

  一共有兩個朋友,主動來電子信件告知北京的我,說要去野音聽他唱。都是那種穩重型從不狂熱的朋友,我讀了信,只輕歎口氣。後來他們都來信介紹現場情況:一個來信說在現場鼓掌,「把手都拍腫了」。另一個來信說,岡林那天把歌詞唱錯了不少;NHK給他的演唱會做了一期節目,但刪除了他重視的「嗯呀咚咚」,只留下吉他彈唱的舊歌。這封信,帶著可惜的口氣。

  兩封信加起來,能大致完整地,描寫了那個晚上麼?

  感覺很奇特。我就像人在現場,什麼都沒漏掉。對他們的描寫,我姑且聽之。我暗想還有更重要的沒被他們發現。

  除了這種莫名的自信,我的聽覺集中在全不在此的另一個冥冥世界。直至他62歲的此時,聽眾終於明白了:他的本意,就是只做一個歌手但是歌,以及唱,卻讓他走過一條險路。他已經把一切,都在激烈、單調也古怪的竹木笛鼓之間,孤注一擲。

  這穿越險路的本意,就是回家。六十年代的征途行者已經疲憊,他們要回到家鄉母語,要回到日本懷抱。聽著一陣陣的淒厲的竹木號子,我捕捉到了其中的激烈、傷感還有依戀。

  添寫如下一筆或許多餘?

  以往,當目擊或聽見人們批判他放棄抗議歌曲、強求他重唱諸如《朋友啊》《山谷布魯斯》的時候,我不僅表示對他的理解,而且更尖銳抗議——聽眾與受眾的殘酷。「藝術及規避」,我甚至用這樣的題目解釋岡林信康,說明藝術的本質,使它拒絕哪怕進步政治的裹挾。我想強調:一味對藝術的前衛索求不已的社會,這索求常不是思想的追尋,而是一種消費的貪婪——它對藝術家而言,無異於吞噬的怪物。

  但是,我也一直覺得自己言猶未盡。

  因為,儘管藝術對社會的消費逼迫,有權拒絕和對之嘲諷,但並不是說藝術便不需要基本的政治立場。當世界陷於不公平和屠戮的慘劇時,藝術家更要緊的責任是率領公眾的抗議。

  是的,不休不止地「尋求三十年前的政治歌」,是停滯和變態。但是,若非三十年前而是眼前此刻發生了——壓迫與屠戮、恐嚇與掠奪、特別是發生了侵略的戰爭——藝術家是否還應該佯做不知、不聞不問、規避三舍麼?

  我更想具體地問:如果聽眾並不要求三十年前越南戰爭時的歌,而是希望歌手唱出對正在眼下進行的、美國對世界的新侵略戰爭的抗議——藝術家是否依然認為:這是危險的政治化,藝術不能迎合它?

  我深深理解——-藝術是一種愉悅的目的、寫作是回歸故鄉的途徑。但是,如果在天下存亡之際,依然強調小我無視大義,這樣的藝術是自私的。我幾次親眼目擊過聽眾求唱「三十年前政治歌」、與岡林本人的頂撞。唯有他們,從1984年的EggMan到2007年的野外音樂堂,一直在傾聽著、一直在追隨著他。

  他們三十年一日的真摯,難道不能給藝術家一點啟迪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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