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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子：東蘇木以東 　　這一篇文章，究竟怎樣開頭呢？ 　　百思不得其案。後來想到一個人，我想，沒准那白髮老頭的故事，可以簡單地說明這種複雜性？所以，我用這一篇做個引子。 　　（一） 　　初遇服部幸雄，是在一個讀書會上。 　　如今回憶著，那回講演的組織者確是茉莉會。那個會名，意味著他們對喝茉莉花茶的中國的興趣。講罷時記得有鼓掌，聽眾們仿佛也滿足。我雖然眉飛色舞，其實心情黯淡。曲終人散，我要的不過是賴以支撐漂泊的講演費。那種講演，那種對日本讀書人胡扯一番烏珠穆沁牧人掌故的行為，於我雖是熟練慣技，但卻常誘發莫名的煩惱——草原、我、日本，這三者之間，太不協調了。 　　講臺下，一個白髮的老頭走近來，遞給我一張名片。 　　我和服部老人相遇的時候，全然沒想到會與他發生一段友誼，更不能想像會因他激起寫作的衝動。他走過來，對我說的話是： 　　"您講演時總說到：在東烏珠穆沁的東部，有一個新蘇木。我怎麼記得有噶黑勒蘇木，有農乃蘇木……而沒有新蘇木呢？" 　　顯然這是個熟悉東烏旗的人，但在日本這並不新鮮。我急著想回家，不想花費口舌。我哦哦著，敷衍著他嘮叨的一串地名。但是他接著說出的下一句，不能不使我停住了腳： 　　"我和你，在東烏珠穆沁，在同一個地方，送走了青春！……" 　　他的那個"東"字不是用日語而是用蒙語說的，jū，說得特別清楚。這有點像我，總喜歡強調我們是在"東部的"烏珠穆沁插隊、生怕別人誤認我們是barān husuu （西部諸旗）的二等草原沙窩子出身。說實在的，最開始我懷著的是一絲嘲諷。雖然我意識到這個人與東烏旗有著糾葛。 　　我端詳著他，問道："您在東烏珠穆沁住過？在哪裡？" 　　"在你說的最東邊的蘇木以東，你知道農乃蘇木嗎？" 　　"當然知道。您說的農乃蘇木，離我所在的新蘇木，只有一百二十裡，用公里算是六十公里……在一九六九年的冬天，我騎馬去過那兒一次，但是它已經叫做……" 　　這就是我和服部幸雄老頭的第一次談話。 　　他滿嘴的蘇木，就是蒙語的"廟"（sum）。他會說一點蒙語，尤其喜歡反復地用蒙語說東烏旗的一些地名。我也喜歡這樣。那天有點像比賽誰說出的蒙古地名多，而不是要交流青春。我恍惚聽他自我介紹是當年的關東軍，就住在我們公社以東的、過去叫農乃廟的烏拉蓋牧場。 　　當然，關東軍聽不懂公社化以後的地名，而知識青年也不熟悉寺廟的事。幸好我當年對什麼都感興趣，多少還知道幾座喇嘛廟；否則在日本還真沒辦法和"下鄉"的關東軍對話！ 　　服部的話題其實並不多。聊起來，有時不知他是陶醉于蒙語，還是暗中回避詢問。接觸多了，甚至我覺得他是個封閉很深的人。不過是因為我講話中提及的地名離他的記憶太近了——這使他興奮。至於這興奮本身究竟是什麼，它導致什麼結論和思想，他不清楚也不在意。好像，他也找不著詞兒，所以酸溜溜地只是嘮叨"送走了青春。" 　　您是日本關東軍，我是北京新牧民，咱倆能算有共同青春嗎？頂多是有著共同的青春地點而已！……我暗自揶揄。那時人在花之東京，那裡無奇不有。應酬一番之後，我便忘掉了他，不管他怎麼在農乃廟吃過奶豆腐。 　　（二） 　　好像接到過一兩個明信片，依稀寫著服部的名字。回國後有一兩年，偶爾感到他似乎在尋找我。但那時對一些語焉不詳的來信，我不僅顧不上回復﹑甚至不在意是誰寄來的。直至有一年電話中響起他的聲音，互相已經說了一陣子，但我其實並沒想起這個"服部"是誰。 　　不過，再次見面後"東"烏珠穆沁的話題，又使我們熱鬧起來。 　　他大咧咧地盤著腿坐在中協賓館的沙發上，語氣短促，滔滔說著。一頭銀髮散亂，只是嗓音和那年東京一模一樣。他不在意地說："他們總想讓我講過去的事，我不答應。"邊說著，他一邊靠向我： 　　"他們怎麼會理解呢？" 　　那口氣給人一種暗示或誤解。他好像在說：理解他的，唯有也在"東烏珠穆沁"打發過青春的我。不能說沒有一點感動。很難總是敷衍，我開始想瞭解他了。"您那時，名義上是關東軍……" 　　"關東軍情報員。"他正式地說。這個詞，即便後來若干年後和他暢談了若干次，我也沒有完全弄懂。什麼什麼"員"，就像"研究員"一樣，並不標明階級學銜，只是一種職業性質的描述。 　　"那麼在烏珠穆沁，具體地說，您那時幹甚麼呢？" 　　"那邊是外蒙古，嘿，蘇聯軍。我們趴著，嘿。" 　　他雙手握成望遠鏡的筒狀。觀察哨？把守國境？……我再追問時，話頭已經移開了。"哈，霍洛特，好吃吧？哈哈，好捏，吃過吧。" 　　霍洛特（horōd）是奶豆腐，好捏（honi）是羊。"當然吃過，"我煩他打斷了關東軍的話題。但我覺得他倒不像閃爍其詞，而不過是要享受說著這些詞兒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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