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父輩(9)_閻連科

九

　　▼槍斃

　　二十世紀的七十年代，記憶深刻的，對我來說不是革命，而是饑餓和無休止的勞作。

　　大姐有病，常年躺在床上。給大姐治病，成了我們家人心中的重心。大姐曾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初期，同她的同學一起，大串聯到過省會鄭州，因為想家，又擠不上進京的火車，也就只好徒步返回，錯過了她一生見到毛主席的機會。

　　毛主席這人，雖然偉大，可他不是醫生，不能幫我大姐治病。這就使得我們家的生活，離革命遠了一步，如同鄉村，離城市遠了一步；如同農民，離市民遠了一步；如同窮人，離富人遠了一步。但革命的氣息，總還如夏熱冬寒般，風風火火，時時常常地撲進我家院落，撲進鄉村的田野。記得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之初，社會上的「文攻武鬥」，都已風來秋至，漸次地過去，我同生產隊的老少社員，一邊遙望著革命，一邊本能地促進著生產。

　　有一天，在田裡翻著紅薯秧子，不知為何，竟有兩輛卡車拉了革命的青年，架著機槍，從田頭公路上駛過。突然，他們朝著田野裡的我們，打了一梭子機槍。子彈就落在田頭的草上。草搖土飛之後，當過兵的一個退伍軍人，突然大喚：「臥倒——」社員們就都學著他的樣子，各自臥伏進了紅薯秧的壟溝。起身之後，卡車已經遠去，載著革命者和他們的笑聲。不知這革命從何而來，又到何而去。於是間，生產隊長就對著革命的背影大喊大罵：「操你們奶奶，我們種地，你們革命，井水不犯河水，礙著你們啥事兒啦？！」

　　鄉村，不是那個年代的主體，不是革命的主體。那個年代，和今天的改革開放完全一樣，主體乃是城市，而非鄉村和十億農民。年代中無論何樣歲月，中國的主人翁都是那些曾經在新舊中國的革命中和革命有過密切聯繫的人。但鄉村，解放前是中國革命的主要陣地；而在解放之後，除了「大躍進」和「三年困難時期」，或多或少，已經有了角色的根本變化，只是社會主角的群體配角，是革命漫無邊界的輻射地帶，只是革命興起時的必然犧牲和最終成就革命的遼闊地緣。「大躍進」和「三年困難時期」，最深刻的教訓就是，革命出產激情，並不生產糧食。「三年困難時期」餓死那麼多的人，這就證明，無論如何革命，鄉村還要種地。

　　也必須種地。

　　要種地，就必須由如我樣的學生，割草放牛。也就讀書，也就割草與放牛。說不清哪個是正業，哪個才是業餘。在割草放牛中，目睹著父母們日出勞作、日落而息和無休止的勞動換來的無休止的饑餓。這些所見，營養了那時我內心切實懵懂的一些要逃離土地的心願。也就在這懵懂和迷茫之中，那一年，村裡來了一批知青。

　　並不認真知道，知青們來自哪裡，但卻相信，他們一定來自城市——洛陽或者鄭州。事實證明，他們確是來自遙不可及的、我夢寐以求的那些城市，六人、七人，家在省會鄭州，還有一個，來自洛陽。他們被村人恭敬地安頓在特意為他們收拾乾淨的大隊部裡。村人們敬著他們，就像敬著自己的祖先。因為他們能從城裡給村裡帶來一些買不到的化肥、布匹和火柴等。極度的革命與計劃經濟所導致的物質匱乏，是連種地的農民上街買個燒餅也需要一兩糧票。

　　可是國家，卻只給農民下發勞動的義務，並不下發多少糧票、煤票和足夠的布票以及別的票證和權利。這些東西，知青們雖然不多，但卻多多少少，總是神奇地有著。於是，他們給鄉村帶來了一些農民的急切之需，農民就自然地感恩戴德，不讓他們下田，不讓他們種地，最多最多，就是讓他們在田頭看看莊稼，吹吹笛子，舉起柳枝，轟趕一下落進田裡的飛鳥和竄進莊稼地的豬羊。

　　那時我小，看知青們不下地勞動，穿得光鮮乾淨，日子就是在村頭漫步和吹笛，也就漸漸明白，鄉村人是如此的低賤，而城市青年，竟是如此的高貴神仙。我不恨他們生在城市，只是無奈地暗自抱怨，自己生在了這個鄉村。他們吹笛散步，指著從他們面前過去的農民，偷偷笑著說些什麼。到了吃飯時候，午飯或是晚飯，村裡各家講些衛生的農民，還要負責給他們燒飯——那個年代的術語，叫作「派飯」。一家一兩個知青，一般是一派一周，周後換戶。我母親是村裡愛著乾淨的婦女，每天除了掃地整屋，連我家大門之外，也都要打掃一遍。於是，我家就成了最為合適被派飯的一戶人家。

　　有了派飯的任務，母親和病輕的大姐，就要提前忙乎幾天，淘麥磨面，等著知青到我家裡隆重吃飯。一般說來，我們一家人都吃細糧白麵的時候，必是春節和一年裡的幾個重要節日。其餘時間，盡皆頓頓都是粗糧，如玉米黃面和紅薯黑面等。再餘能吃到細糧白麵的時候，就是每逢陽曆五日、十日、十五日的逢五街集，外公從更遠一些的鄉下到村裡趕集，母親才會給外公做上一碗白麵撈面，或烙一張白麵烙饃。還有就是，父親下地過分勞累時，母親也才會給他偶爾吃些細糧白麵。也有時候，大姐病重，母親會給大姐燒上一碗細白的蔥花麵條。

　　可是知青派飯，輪到我們家裡，卻總是要頓頓細糧白麵。中午一般都是白麵手擀麵條，晚間都是蔥花油燒烙餅。他們吃飯時候，我常常嘴饞得站在邊上盯著他們，翹首以待，想念著吃喝和未來如他們一樣的人生。母親覺得，我站在那兒看人家吃飯確實不好，就總是把我打發到門外的別處，去做些別的事情。時日久後，我為了不看著嘴饞，也就在知青到我家裡吃飯時，必然地躲著他們，閃到門外坐在某棵樹下，或一堆對面人家準備蓋房的石頭堆上，盯著我家大門，看個時時日日，歲月久長，忖著一個鄉村孩子的心事幼稚，直至飯後的知青從我家大門裡慢慢出來，用手絹擦著油嘴，款款地朝村裡去了，我也才可以急急地回到家裡。

　　每次回到家裡，都渴望知青們或男或女，在我家有吃不完的東西留下。可是，每次慌慌地撲回家裡，他們都未曾留下什麼。這讓我有些失望。不知是母親給他們做的飯食原本就少，還是因為他們年輕，正當生長時候（可我也是），有多有少，一概都能吃下。

　　話又說將回來，他們吃飯，也都不是白吃。每個星期，會按一頓飯兩毛錢和二兩糧票的流行價目，算好了留在我家桌上或門前的石條凳上。現在算計起來，他們留的，遠遠少於他們吃的。然而那時，他們每週留時，我母親都會推推讓讓，說留得太多太多。母親的寬善，讓我也就確實認為，他們留的錢和糧票，興許的確多了。是因為多了，母親才總是那樣熱情？還是因為多了，我們家才讓他們無論何時，都享受外公來趕集時、父親勞動累到過度之後，才有的那種慷慨闊厚的待遇，還有大姐病中，才偶爾可以吃到的細米白麵？

　　直到後來，忽然有許多被派飯的人家莊戶，都偷偷找到村裡幹部，說這樣地吃著細米白麵，哪能行啊？說一頓兩頓，就是一月兩月，也還算可以，可這樣的久久長長，一年半年，誰家能經受起這種吃法？直到後來，一邊供著知青們的派飯，一邊又不斷地向幹部反映那個年代的——關於一種饑餓與吃的情況。又直到半年之後，那些知青開始自己立火燒飯，村人們也才長長舒了一口暗氣，有了一種為吃幾頓白麵而背上包袱的解脫。

　　說句實在話，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之初，中國文壇轟然興起的「知青文學」，把下鄉視為下獄，把一切苦難，都直接、簡單地歸為某塊土地和那土地上的一些愚昧。這就讓我常想，知青下鄉，確實是一代人和一個民族的災難。可在知青下鄉之前，包括其間，那些土地上的人們，他們的生活、生存，他們數千年的命運，那又算不算是一種災難？說心裡話，和農民永遠無法從本根上理解城市，無法理解知青下鄉是一代人和一個民族的災難一樣，知青們和曾經是知青的作家們、詩人們、教授們，其實也都根本無法真正理解他們曾經生活了幾年或更長一些時間的那塊土地和在那土地上活過來的千百年的人們。依實而言，在我家鄉那塊偏僻的土壤上，沒有大批的知青如黑龍江的建設兵團一樣，人頭攢動地走來串往，但斷斷續續，每個村莊，都有著知青們客人般的到達。他們和旅人一樣，在那兒少則數月，多則數年後，也就陸續走了。

　　光榮地，回城去了。

　　我沒有聽到見到過，知青們在我家鄉那塊土地上「受苦受難」的事情。但我知道，那段記憶，已經成為他們共有的苦難，成為他們的一段珍貴而歡樂的歷史回憶。包括後來，村裡不斷地丟雞丟狗，甚至整頭的山羊、綿羊，都會突然丟失。然你在四處尋找了三朝兩日之後，那狗頭羊毛，卻在知青點的房子周圍，赫然地掛著扔著，仿佛是一種旗幟在向敵營示威，是城市向農村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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