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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二

　　「很簡單，先得到小信用卡公司的信用卡。」

　　「噢。」

　　「沒有小信用卡公司的信任，你永遠不會得到大信用卡公司的信任。」

　　「噢。」

　　「連汽車加油站這樣小的信用卡都得不到，你永遠甭想在美國建立個人信用檔案。」

　　「那可不。」

　　「沒有信用檔案可查，在美國就等於沒你這個人。」

　　「沒錯。」

　　「想想看，那不就等於我無從下手嗎？」

　　「嗯？」你要下什麼手？！

　　「你想想我們怎麼下手弄到你的信用資料呢？它壓根就沒存在過。你沒有借過錢，請問誰來證明你會準時還錢？不能弄清你是否會負責任地還清債務，將來你作為一名外交官妻子我們怎麼能保證你會有個清白的個人信用記錄？而沒有清白的信用記錄，誰又能擔保你在經濟一旦陷入困境時能夠回絕一切叵測的經濟援助——我這裡講的所謂經濟援助，就是一切敵視美國的國家對你進行的收買。」

　　「您是說：像我這樣的窮留學生，想證明自己的清白信用是沒門兒的？」

　　「誰說沒門兒？你應該花些力氣在信用卡公司建立一定的信用。」

　　「怎麼建立？」

　　「跟他們借錢。」

　　「不借錢就不清白？」

　　「不借錢怎麼能證實你借了錢會負責任，守規矩地還錢呢？」

　　我絕望地慢慢笑起來。這比《第二十二條軍規》更讓人絕望。這絕望更深奧、更廣茅。

　　「你說我們怎麼證實你的信用良好？無法證實。」他說。

　　「可不。」我說。

　　「不過我相信我幫得上你的忙。」

　　我看看他的面孔，跟一小時前一樣不關痛癢的面孔。原來他可以把善意藏得如此嚴密。

　　他說：「我可以向你的房東打聽，你是否拖欠過房租。相信他們會給我一個美滿的回答。這樣，你不就有了初步的信用審核了嗎？」

　　我的心成了一個空穀，「完蛋了完蛋了」的回聲從穀底一圈圈升上來。

　　「我的房東是一對牧師夫婦。」我心想，我這時來這麼一句不著邊際的話是什麼意思。

　　「我知道。」

　　「你知道？」

　　「安德烈·戴維斯告訴我的。」

　　「哦。」

　　「你還想告訴我什麼？」

　　「沒什麼。」

　　「你想告訴我，FBI跟他們打了交道，令他們非常反感？」

　　我看著他。原來你全是裝的——你假裝不知道FBI先一步插手了這件事。

　　「我並不知道FBI先一步已插手了這件事。但我可以推斷，FBI一旦插手，該不該攪和的，他們都攪和得差不多了。所以我斷定你的房東煩死了他們。」

　　「沒錯。FBI把我房東的尿都快煩出來了。」

　　他的臉頭一次出現了有一定幅度的表情。他這表情大致可以被解讀為驚愕；為我這樣素素淨淨、斯斯文文吐出如此不雅的字眼驚得舌頭堵在了兩排被矯正得十分完美的牙齒之間。假如他的牙齒不那麼整齊潔白，他的面孔可能會多一點表情，多一點活力。

　　「你會什麼時候給我的房東打電話呢？」

　　他看著我，自認為他自己有副意味深長的樣子。「沒准我不打電話。換了我，FBI也會把我的尿給煩出來。」他慢條斯理，像是要跟我賽一賽，看誰把粗話講得更雅，誰能在講這類時尚髒話時更時尚，更酷，更是眼都不眨。他誤認為我跟一般美國人一樣，到了交換髒話的地步，就等於知心了。他以一種哥們兒的口氣說：「放心，你和戴維斯一點問題也沒有；FBI瞎摻和，我的上司會給他們顏色看的。」

　　我眼裡肯定浮現出狗一般的信賴目光。我拼命把這副目光留住，看著他不緊不慢將攤散的紙張歸攏，在茶几上跺跺齊，塞進皮包。他要我看他多麼煩這份差使，屎都快給煩出來了。他這樣耐得住如此巨大一份煩，純粹為了糊口。他還讓我看出，他多麼理解我在忍受他，任他把我煩夠。他動作的松垮和疲乏還讓我明白，我和安德烈真不嫌煩，好好的非鬧出這麼一場戀愛，害得多少人陪著煩。

　　我拿出移動電話，想跟牧師太太打個招呼：國務院安全部萬一去她那兒打聽我是否拖欠房租，請她撒個善良美好的謊。我撥到最後一個號碼又忘了我剛剛打好的腹稿，只得按斷電話，重新組識句子。可電話撥通我又覺得不妥，年輕的牧師太太祖祖輩輩純真到今天，我怎麼可以教唆這樣的女人撒謊？我通常一不留神就撒謊，多半是沒惡意的，往往是為別人和自己行個方便。因為一旦說開真話難免觸到自己或別人的痛處，難免讓自己把別人看得太透或讓別人把自己看得太透，難免費許多力氣、口舌才能最終說到究竟上，最終說出個是非來。像我這樣沒時間沒精力因而對事情的究竟早已不計較，對絕對的是與非早就失去信心因而在大小是非上都變得馬虎的人，說謊早已不存在任何動機；說謊在於我是自然而質樸的，那就是對於省事省力省時的貪圖。而我不能拖著年輕純潔的牧師太太，讓她為我的謊言做伴。我不能對她這樣灌輸：沒有一份真實是絕對的；有時謊言是善良而美好的，正如真實有時相當兇殘。在我發現母親跟關押父親的軍代表之間有了層曖昧關係時我瘋狂地渴望瞭解真實。而在這位軍代表對父親開恩，父親突然獲釋的那天，我開始懂得謊言的美好。我是惟一知道我的母親和軍代表之間那樁醜惡交易的人，也是惟一懂得母親愛父親愛到何等程度的人。那時我六歲，從此我心裡有了一個有關母親深戀父親的黑暗、溫暖的秘密。六歲的我發誓說盡天下謊言，來殺死一個最兇殘的真實。我想我比母親自己更瞭解她的感情世界，她對父親的咬牙切齒、恨聲恨氣全是謊；她對劉先生的綿綿懷戀也全是謊。兇殘的真實，就是她無望地、身不由己地投入了一場殊死愛情；它就發生在許多許多年前，那位李師長跟那個美麗的小看護目光頭一回接上火的刹那。

　　此刻，我這個在謊言與真實之間瞎混了二十幾年的女人，要拉攏二十四歲的牧師太太在真與謊之間陪著我混，首先是不可能，其次是太歹毒。因而等我回到牧師家，見到正在廚房烤巧克力餅乾的牧師太太，心裡劃過一道罪過感。她穿著連袖子的大圍單，面頰上、鼻尖上都蹭了麵粉，兩手舉在空中，手指上的巧克力醬使她看上去像正在玩尿泥的孩子。她見了我就說：「你沒忘吧？」

　　我本想溜過去，這下來不及了。我當然沒忘：兩個月的房租水電煤氣，我前前後後對她下了多少次保證——我怎麼可能忘？！

　　「真抱歉……」

　　「那可不行。」她板下臉。「聖誕前你就保證過。」

　　我笑了笑。那種對自己的無賴行為完全認帳的笑。我想告訴她，聖誕前我揣著一千塊錢，差點就把欠的一屁股債全還清了。我當時就是一念之差，感覺懷揣一千塊去過節多少氣粗些。完全沒料到勞拉在幾小時內就滅除了我那菲薄的寬綽，將我還原成一個本色窮光蛋。但我想還是算了，這時拉個勞拉來墊背，只會在年輕的牧師太太眼前更進一步確立自己的無賴形象。

　　「再往後延一個禮拜，行嗎？」我說。

　　「不行。」她真動了怒，臉迅速紅起來，鼻子紅得最飽和，使蹭上去的白麵粉顯得更白。這樣的喜劇面孔光火頗滑稽。

　　「那麼，能不能再給我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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