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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富饒是故事

我是在二十多年前聽到這個故事的。據說故事剛發生時，成了河南省的一樁大案。當時我覺得這個故事離奇，隱隱感到它具有我一時還看不透的價值，或是倫理的，或是藝術的。在美國留學、寫作的十幾年裡，這個故事常常不期然地出現在我心裡，每次出現，似乎都經過了一次重新的價值審核。我一直不願寫它，是因為它的離奇。離奇的故事很難保障一部文學作品的嚴肅性。也難於脫開編造的干係。我對於那種難以忘懷的故事是給予重視的。一個故事不因我新的人生經歷、人格成長而淘汰、而淡去，我認為必有它不肯淡去的道理。作者和它的故事之間也是有緣份的。在某一個時間偶然得到一個故事，它和你在幾十年歲月中都互不離棄，不就是緣份嗎？ 　　我在二〇〇三年第一次去河南農村。又在二〇〇四年第二次下去。我與河南農村的感情，建立在二十多年前，當我還是李凖的兒媳婦的時候。我在李凖家生活了十來年，非常喜愛豫西方言，那麼簡潔有力，風趣之極，應該說我基本掌握了這種方言。並且這個故事也來源於李家長兄。當時他讀過案中人的卷宗。我兩度去豫農村，那方水土使我更懂得這種語言的妙處。那是極其樂觀，生命力極強的中原人的文化體現。我和當地人提到這部小說中的故事原形時，恰好一個與我年齡相仿的女性瞭解這件當年的大案，便帶我去了龍門附近的一座村莊，找到了故事中主人公的後人，也參觀了那個紅薯窯。可惜因為兩個月的大雨，它已坍塌了一半。後來我遇見李家長兄，說起我去豫西蹲點的事。他說他知道那個大案發生黃泛區的西華縣，並不發生在豫西。就是說河南有兩個類似的故事同時發生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並且西華縣的故事更為離奇，因為包含了姐弟亂倫。離奇中的離奇，是一個省份竟揭示出兩個如我小說的故事。 　　刻意創造離奇，是為文學不屑的；但刻意避開離奇是另一種矯情。為故事原本的離奇元素而犧牲故事，那我只能看成作家人各有志。我們民族上個世紀磨難重重，避開離奇，所剩故事無幾。化離奇為無奇，也是一種功力，是接受挑戰。當年拉丁美洲作家們把無奇不有的政治時局魔幻化，在魔幻的層面上來表現它的平常和無奇，也就是「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假如人的命運危機是家常便飯，那麼這樣的現實就超於我們理解的客觀現實，被稱為「超現實」（Surrealistic），也就是「魔幻現實」。 　　我們經歷了物質饋乏的幾十年，我們的富饒是故事，種種離奇的故事。每當我在文學寫作課堂信口述出一個故事，美國同學們都羡慕我們中國人的閱歷。從心理上來說，我們這代沒有受過正規教育的中國人恰恰讀完了萬卷書，走完了萬里路，一切離奇都不在話下，都能被平靜地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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