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達書庫 > 嚴歌苓 > 寄居者 | 上頁 下頁 | |
| 十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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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六點，彼得面前的，就是這個油頭粉面的我。他半張著嘴，皮笑肉不笑，我趕緊說：快說我美麗！人家整整一天的手藝！ 他說：好的——真美麗！ 小夫人從廁所出來，臉上一片羞紅：告訴彼得，要是有根粗夾子，她可以把我做得跟費雯麗一模一樣！ 在那個向費雯麗借來的頭髮下面，還有一系列借來的東西：眉毛是借胡蝶的，嘴唇是周璿的，旗袍是借凱瑟琳的。頭天晚上我央求小夫人帶一件晚裝旗袍來。她以為我在醫院閑得生黴，實在沒什麼好玩兒，玩兒起她和她女死黨之間的遊戲來：相互借衣服穿。 我正南正北地轉動石膏鉗制的身體，讓彼得看我是不是漂亮死了。 旗袍是酒紅色底子，上面罩一層黑蕾絲。這大概是小夫人凱瑟琳最得意的行頭，看梅蘭芳、周信芳搭班唱戲時才穿。 晚上十點鐘，所有的病房清房，然後熄燈。十二點鐘，值班護士查房。值班護士的手電筒往我帳子裡晃了晃，看見薄被下的我側身躺著，肩是肩，腰是腰，枕頭上一蓬黑髮。床欄杆上搭著毛巾浴衣，床下一雙印有醫院字號的白布拖鞋。我告訴你，被子下的我是用一條毯子捏塑的，枕頭上擱的黑雞毛撣，是我從清潔品倉庫偷的。 在護士輕輕掩上門離開的那一刻，我的真身正在匯中飯店的一個三等房間裡。我是九點鐘左右離開醫院的。和彼得、凱瑟琳前後腳離開。日本憲兵雇的廉價眼線假如在醫院某個角落埋伏，一同出門的凱瑟琳和彼得會讓他多少岔一下神。 我油頭粉面地走出醫院，把換洗衣服打成個長形包裹，斜抱在懷裡。盯梢的漢奸假如正盯著大門，看見的是個剛接了孩子出院的少奶奶。為了甩掉可能的跟蹤，我叫黃包車夫在最熱鬧的福州路上飛跑，然後再轉向九江路的一家餐館，這家餐館賣一種名牌食物，叫「阿娘黃魚面」，吃的人排隊排到了馬路上。做學生的時候我常來這裡開葷，所以知道館子樓上有個門，通向隔壁的公寓。從公寓二樓下去，穿過走廊、天井，再出門，就是一條小弄堂。 所以我出了弄堂，走回南京路就放鬆許多，「繈褓」也不抱了，而是一隻手拎著。高跟鞋、石膏背心、晚裝緊身旗袍可要了我的命，讓我走到匯中飯店時累得奄奄一息。 第二天清早，我爬上樓頂，往四周的街道上看，發現我的逃跑成功了，冷清的街上沒誰像是跟蹤者。幹這勾當的人你能認得出，任何時代，什麼年代都有，主子給點錢他就不做人了，去做狗。 大多數人是一打就怕，進一趟審訊室出來就安分守己了。有的人，像我，是一打就再也不怕，因為事後一想，不是都過來了嗎？也不過如此。還有就是，我心裡一直以來模糊不定的敵意在此之後變得十分具體。那個少佐，他平直單調的面孔就是上百萬日本兵的面孔，非常具體，有聲有色，我把我祖父那輩子的不快活不順心全清算在這些面孔上。 下面再跟日本人藏貓貓，對於我，就有幹大事的意味。民族對民族了嘛。我要和你較量到底，把輸贏玩兒到底，這個念頭使我的躲藏更加刺激。我那時覺悟有限，把惹一惹日本人當成抗日。 我從此成了這樣一個人，突然出現在某人面前，某人家裡，或某個場所。我會突然出現在彼得面前，對他說：我想念你了，所以來看看你。我也會突然出現在我父親的客廳（我身上有鑰匙），祝福他生日快樂，問美國的大伯是否有信來，是否替彼得辦妥了經濟擔保。有一天，我突然出現在D女士的公寓門口，對她說：晚上好，我專門來謝謝你對我的幫助。從她的模樣我看出她沒有馬上認出我來。 離開匯中飯店不久，我按照報上的廣告找了個工作。當然是用假名字。某某私立中學需要英文代課教員，因為原先的教員回新加坡生孩子去了。這個學校在江灣，提供教員半間宿舍，另外半間歸一個菲律賓女教師。我安置下來後，給彼得的診所打了個電話。接電話的就是那位混血打字員。她去叫人，卻叫來了唐納德先生。老愛爾蘭人一聽就聽出我的嗓音，給了我幾句忠告：政治都是很醜惡的，像我這樣一個教授之女別放著太平日子不過，讓政治利用。我滿口答應，說他教訓得好，但能否請他把彼得·寇恩叫來聽電話。唐納德說，這就是美國至今不涉足這場戰爭的原因；美國有腦筋的人都反對美國介入這場戰爭。 我說：如果您不介意的話，我想和彼得說話。 他說：可是我介意。彼得工作很忙。我介意你把他拖到那些兒戲的抗日活動中去。雖然我和這小夥子共處才幾天，我已經看出他是個好小夥子，純正、聰明，不值得在你們的胡鬧中斷送前程。 這老愛爾蘭人在為猶太好小夥子當家，中斷他和一個中國女子的密切關係。美國的人等分明，猶太人屬下三等，上大學都要把「寇恩」、「伯格」、「斯坦」之類的姓氏改成「沃克」、「格曼」、「庫勒」之類（前幾個形式是較有代表性的猶太姓氏，後幾個為英國、北歐、德國姓氏）。否則排猶的名牌大學就不會錄取他們，成績優秀，會馬球、網球加鋼琴、小提琴也沒用。儘管如此，猶太人等級還是在中國人之上。唐納德也許忘了，愛爾蘭人在英格蘭人的眼裡，相當於白皮膚的黑人，低劣得只配去做管家、廚子。 我掛下電話。假如搭電車從我學校到診所要一個小時。這時離他下班還有半小時。來不及了。有個辦法是直奔虹口，在他回難民大宿舍之前截住他。我算了一下路線，便叫了一部黃包車。七月底的上海，一場暴雨使虹口的許多街道成了瘟臭的蘇州河支流，孩子們坐在四腿朝天的板凳和桌子上進行水上狂歡，死貓死狗死老鼠在濕漉漉的陽光裡漸漸肥胖。每個下水道入口，一圈圈烏黑的漣漪翻上來，城市吞下太多污穢，此刻上吐下瀉。黃包車走不下去了，把我撂在舟山路口。 我學前面那個郵差，把脫下的鞋夾在腋下，蹚進沒膝的污水。郵差把自行車泊在街口，扛著大郵包，挨門送信。曾經的小東京現在讓難民變成了小柏林、小維也納、麵包店、咖啡館、香腸鋪，一個小極了的煙紙店，居然改成了「維也納」理髮店。我跨進用磚和木頭搭起的「水壩」，發現理髮店的水剛剛被舀出去，老地板泡得很透，快發芽的樣子。理髮師告訴我住大宿舍的難民全搬了，因為倉庫地勢最低，灌了暴雨成了游泳池。我問他是否知道兩百多號難民搬去了哪裡，他說無非是另一個大倉庫。謝謝上帝，他因為理髮手藝沒有落魄到跟幾百人做室友。我說那就完蛋了，不可能找到那個庫房了。正好上門送信的郵差用洋涇濱英文說：那麼問問我呀！沒有我找不到的地方！ 這個郵差的爸爸就是郵差，比一張虹口地圖還好用。不一會兒就給了我另外幾個庫房的地址。 我走出舟山路，用手絹擦乾腳，穿上皮涼鞋。這時有個人站在十字路口，看著越南交通警耍指揮棒。其他行人亂哄哄地過了馬路，他一人還在等。 我站在一棵懸鈴木樹後面，看他終於讓指揮棒給放行了，朝馬路這邊走來。 他的西服搭在胳膊上，襯衫袖子擼到胳膊肘，不疾不徐地邁著步。在他以為沒人注意他的時候，他就有了一副典型的猶太面孔，一雙悲愁的眼睛，眉毛垮塌，眉弓形成的陰影深得十分刺目，嘴巴呢？嘴巴讓你覺得他什麼都吞咽得下，什麼都忍慣了。在別人的國土上，能少說一句就少說一句，禍都是從口出的。難道我們不也聽著同樣的警言走過童年、少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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