床畔(後記)_嚴歌苓

後記

　　當兵的第三年，我曾隨團去鐵道兵的築路工地巡迴演出，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世界上存在一支專門修鐵道的部隊。當時鐵道兵完成了成昆鐵路的修築，正在修築一些更加偏僻的支線。據說那都是全國最險峻而需付出生命代價最高的鐵道建築。我們聽到這樣的傳說，鐵軌下躺著的每一條枕木，都等於一個捐軀的鐵道兵戰士。和平年代的軍人在鐵道兵部隊，經歷的犧牲和傷殘幾乎等同於戰爭。那些鐵路大多數在亞熱帶地區穿過，我們巡迴演出的日子又是夏天，所以我們的演出（往往一天演兩場）、生活，都在一種汗淋淋的疲憊中度過。那也是我第一次聽到「老鐵」這個名稱。「老鐵」是鐵道兵戰士給他們自己的自豪而自嘲的稱呼，也是其他兵種（比如野戰軍）給予他們的略帶戲謔和輕蔑的稱呼。山路狹窄，兩輛軍車相會時，一旦認出「老鐵」的車號，人們會避讓。因為大家知道「老鐵」野，脾氣沖，鬧起來最不怕死。後來我多次乘坐成昆線列車，看見火車不是「飛」，就是「鑽」；那些淩駕于兩座峻嶺之間的大橋猶如騰空的索道，車兩邊都是萬丈深淵，而那些數十裡長的隧道似乎紮進去就出不來。記得一場重要演出場地是露天的，舞臺上的大幕一拉開，台下滿坑滿谷的光頭，以及被日曬塑出的幾乎一模一樣的黝黑面孔，原來看似無人區的大山裡，默默生活著、犧牲著那麼多年輕的「老鐵」。那時我怎麼也不會想到，幾年後我自己也成為一名「老鐵」。

　　20世紀80年代初，我調任到北京鐵道兵總部的創作組，成為兵部最年輕的一名專業創作員。我們每年都有硬性創作任務，就是必須書寫自己部隊（也就是鐵道兵）的事蹟。這項規定我們當時都很抵觸，覺得會把文學創作變成好人好事的宣傳。因為這項規定，我們必須每年下部隊一次，在基層體驗生活的時間不得少於一個月。跟我曾經在舞臺上為「老鐵」演出不同，此刻的我走到了舞臺對面，躋身於老鐵的群落。跟著施工連隊多次下六百多級的臺階，來到隧道的作業面上，見證年輕的「老鐵」們在和平年代每天經歷戰爭，照樣會犧牲和掛彩，捨己救人的事蹟照樣不時發生。雖然我對硬性規定反感，但我每次下部隊都覺得有所斬獲，心有所感，只是在當時不願應景從命地把一些見聞寫成好人好事報道。

　　赴美留學期間，我想到了一個在野戰醫院當護士的女朋友告訴我的故事。她們野戰醫院曾經醫護一些因公負傷的植物人士兵。我打長途電話向她詢問植物人的護理技術，當她跟我講到護士和植物人之間的微妙交流——那種近乎神交的感覺，聽到這些，我心裡亮了一下。就像納博科夫坐在公園裡，看見遠處一個小姑娘穿著溜冰鞋從林蔭道上蹣跚而來時所感到的「the initial shiver of inspiration」（靈感的最初顫慄）。

　　《護士萬紅》（《床畔》的原名）應該說是個愛情故事。是一名年輕的軍隊女護士和她護理的一個英雄鐵道兵以及一個軍醫之間的奇特的愛情故事。

　　這也是一個美人救英雄的故事。女性心目中對英雄的衡量與定義非常能夠體現時代和社會的定義。

　　我少年從軍的經歷不可避免地影響了我一生創作的選題。十三年的戎馬生涯使得我瞭解士兵，同情他們，因而無意中積累了許多他們的故事。軍人有著無窮無盡的故事，這是我的幸運。當然《護士萬紅》並不是我採集來的一個故事，而是我在脫下軍裝二十多年後一直想表達的一種軍人精神。軍人精神的核心無疑是英雄主義。

　　英雄主義的實現，需要集合種種積極的人格因素，比如忠誠、勇敢、自律、自我犧牲，等等。

　　弗洛伊德把人格分為三段：Id（本能），Ego（自我），Superego（超自我）。孩子向成人的成長，是本能向自我的進化，而普通人變成英雄，則是自我向超自我的飛躍。在我的少年時代，沒有任何職業比當解放軍更神聖和榮耀。因為那是個崇尚英雄的時代。崇尚英雄同時意味著壓抑和否認自我與本能，因為自我的重要體現之一就是自私。其實自私並非完全負面，它的積極功能就是對自身利益的保護。然而我們的時代，尤其在軍隊裡，自私是絕對不被認可的。許多人一面把包子裡的肉餡摳出來吃而把包子皮扔進泔水桶，一面「匿名」給貧困的戰友家裡寄錢；一面占小便宜偷用別人的洗衣粉、偷擠別人的牙膏，一面「匿名」幫助體殘老人幹活兒；一面隨地吐痰、滿口粗話，一面巴不得哪裡出現個階級敵人讓他去搏鬥一番。他們只想做英雄，而從未試圖去做個合格的個人。也就是說，從本能一步躍進超自我，而把自我這個最重要的人格環節掠過去，從一個只有本能的只吃包子餡兒糟蹋包子皮的孩子，直接飛躍到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雷鋒，成為解放全中國、全人類的董存瑞、黃繼光。假如億萬人隨地吐痰、滿嘴粗話、你罵我打，或者為了爭搶早一秒鐘沖進車門擠進車門而不惜拳打腳踢，不惜把別人推下車去，只等時機一到便成為解放全人類的英雄，這會是多大的災難！

　　從我的少年時代到青年時代，我們的國家和社會經歷了巨大變革。人們被允許營造個人的幸福，個人的夢想和追求也被尊重，個人利益漸漸被正視，於是人們對建國以來尤其「文革」以來的英雄崇拜開始懷疑，隨之也就對從古至今的英雄價值觀開始懷疑。人們膩透了超自我的追求，被壓抑和忽視的自我終於有了喘息的機會而蘇醒過來，一直被羞於承認的本能和自我終於反彈了。這種反彈的力量是極大的，是報復性的，後果是不再崇拜甚至不再信賴幾千年來有關英雄的價值觀。為了減少集體的犧牲，捨身炸橋墩、挺身堵槍眼的董存瑞、黃繼光漸漸失去了他們的光環，甚至被遺忘了。

　　1977年恢復高考之後，研究生、博士生一度成為少女心目中的時代英雄。我們中華民族是最現實世俗的民族，識時務者為俊傑。識時務者，才能成為英雄。於是識時務者紛紛湧現：股票大神、私營企業家、網絡公司老總、房地產開發商，直到超女、影星、歌星、球星。總是新英雄不斷誕生，老的英雄漸漸褪色，不知不覺，我們已經淡忘了古典的經典的英雄定義：一種超乎尋常的美德，或者忠誠、勇敢、堅貞，抑或無私忘我。忠誠與勇敢，無私和忘我，也許是對於信仰的，也許是對於民族和眾生的，也許是對於他人的甚至於僅僅是對於愛人親人的。

　　正如《辛德勒的名單》獲獎時，主持人所說的「（辛德勒）那種超乎我們理解的善良」，使得辛德勒成為人道主義的英雄。不論人類怎樣發展，這顆星球戰勝那顆星球，辛德勒所代表的英雄價值觀是永恆的，是應該被永遠謳歌的。那為什麼不能是董存瑞、黃繼光、歐陽海之類的英雄呢？難道他們不也像辛德勒一樣捨己救人？近年來我偶然在國內報紙上讀到某民警為保護人民生命獻身，某人奮起反抗歹徒使人群免遭犧牲的消息，這些消息只是在當天和以後幾天被關注，但這樣的英雄並不會使大多數人長久地紀念，更談不上崇拜。人們不僅不崇拜，還會對捨己救人的英雄價值觀玩世不恭地取笑。與此同時他們把崇拜給予超女們，給予歌星影星球星們，給予富豪和只有財富才能實現的頂級生活，包括豪宅和名車，香奈兒，迪奧，高富帥，白富美……

　　我小說中的軍隊護士萬紅傾其半生堅守的，就是一個捨己救人的傳統和經典意義的軍人英雄。萬紅堅信被判決為植物人的英雄連長跟所有正常人一樣活著，有感情感覺，也有思想，只不過是被困於植物人的軀殼之內，不能發出「活著」的信號。這是一部象徵主義的小說，年輕女護士堅信英雄活著，象徵她堅信英雄價值觀的不死。流年似水，流過英雄床畔，各種有關英雄的價值觀也似水流過。萬紅見證了英雄床畔的人情世故，世態炎涼，人們如何識時務，從對待英雄敬神般的崇拜到視其為人體廢墟，萬紅卻始終如一地敬愛、疼愛、憐愛、戀愛著這個英雄。她與喪失了表達能力的英雄之間的微妙溝通是她的證據，她幾十年如一日地試圖以她積累的證據說服人們：英雄的連長始終像正常人一樣活著，有正常痛感，有冷暖知覺，能夠兒女情長，能夠為人慈父，僅僅因為他受了植物人的誤判，僅僅因為他礙於表達局限而不能作為一個正常的人被接受和認知。萬紅並不否認應運而生的其他種種英雄價值觀，但她永遠不放棄以張連長為代表的捨己救人的英雄價值觀。因此，張連長是不是植物人，是不是像正常人一樣活著，象徵你信仰什麼，信則靈。

　　我在意大利旅行的時候，參觀了米開朗琪羅的大衛雕塑，也看到了唐納蒂洛的大衛雕塑。前者較之後者，就更具有英雄精神。十七歲的大衛有著略失比例的大頭顱和手足，表明他還在成長中，因此他那種勇敢和不馴也就更加可貴，更值得一千多年後的米開朗琪羅把崇拜輸入他的刻刀。米氏的大衛讓我們深信這個少年幹得出用拋石器挑戰巨人的英雄之舉。不管大衛王后來犯下怎樣的過失，在他挑戰公害保護他人的行為上，他完美地體現了英雄的價值觀，這個價值觀又被米開朗琪羅以完美的藝術強調和加固，變成了人類永恆的英雄崇拜情結。我們瞻仰大衛雕塑，除了對米氏的藝術天才和技能的崇拜之外，還有對米氏通過大衛體現出的英雄精神的崇拜。

　　其實多數英雄都是不識時務者。正如萬紅堅守的對象張連長一樣，女護士在幾十年的堅守過程中也使她自己成了英雄。因為她為她所信仰的英雄價值觀犧牲了青春，犧牲了凡俗的幸福，完成了人格的最終飛躍。她堅信英雄有朝一日會醒來，象徵她堅信人們內心對於英雄的敬愛會醒來。

　　這部小說我從二十多年前開始創作。第一次鋪開稿紙，到最後完成，經過了三次顛覆性的重寫。我開始寫它的時候，是1994年，父親第一次去美國探親，我把要寫這部小說的想法告訴了他。父親認為，小說應該以兩個人的主觀視角來寫，一是女護士的視角，一是被傳統醫學判決為植物人的張連長的視角，兩個視角都是第一人稱。那一稿的結果就是厚厚一堆稿紙，一個未完成的、不能自圓其說的小說。用兩個人的敘事視角，讀者會認為萬紅是個科學先知，有特異功能，從始至終知道英雄非植物，於是故事就像個童話，缺乏形而上的力量。那麼寫萬紅的堅信和堅守，力量就削弱了。宗教之所以有力量，因為信者寧願信其有不願信其無，有或無不能證實也不能證偽，但信仰這項精神活動使人超越和昇華。信則靈。

　　我寫不下去的小說不少。過幾年我會翻出來看看，那篇稿子我是否仍然有激情將其完成。《護士萬紅》就被我多次翻出來，讀著讀著，激情會再次燃燒起來。我拖著這部小說的手稿從美國到非洲，從非洲到亞洲，又從亞洲到歐洲。在臺北居住的三年中，我再次開始寫作《護士萬紅》，寫得也很艱澀，最後還是放棄了。2009年，我們全家搬到德國柏林，我一直想把這部作品重寫。有次跟張藝謀導演談劇本，跟他談起這部小說。他也覺得不應該把植物人作為其中敘事視角之一，關鍵不在於他是不是真的正常地活著；關鍵在於萬紅以信念去證實他活著。直到去年，我才把這部小說的所有手稿再次翻出來，各種稿紙堆了一桌子，我推翻了之前全部的構思，重新寫作了目前這部《床畔》。距離跟父親探討它的雛形，已經是整整二十年過去了，如今父親已經過世，最終也沒有機會閱讀這部休克了多年終於活過來的小說。

　　嚴歌苓
　　201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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